红中社对西安事变宣传.docVIP

红中社对西安事变宣传 　　西安事变发生时，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通讯社和机关报《红色中华》，同为一个组织机构——红色中华社，简称红中社。透过红中社的新闻报道和宣传，可以看出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在西安事变上的政治态度及其演变。 　　西安事变的发生，是“劝蒋抗日”政策下的产物。而“劝蒋抗日”是张学良、杨虎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确立的共识。在1936年4月9日晚8时至10日清晨4时，中共中央派周恩来、李克农同张学良就联合抗日问题在肤施进行谈判时，张学良对中共中央的“反蒋抗日”口号提出异议，建议共产党在外“逼蒋抗日”，他在国民党里面“劝蒋抗日”，内外夹击，把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思想扭转过来。张学良还表示，除非蒋介石投降日本，否则他不能反蒋。10月，蒋介石来到洛阳，督导张学良、杨虎城“剿共”，依然顽固地执???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张学良尽全力向蒋苦谏哭谏而不成。12月5日，蒋介石移驻华清池，并与张学良摊牌：若不愿“剿共”，就将东北军与第十七路军分别调到福建和安徽，将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来“剿共”。 9日，蒋介石做好了解除张学良、杨虎城职务的各项准备，连发布解除张、杨二人职务的新闻稿都拟好，让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10日又召开军事会议，决定12日发布总攻红军命令，并对张学良、杨虎城撤职查办，解除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武装，逮捕在西安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张学良、杨虎城在被蒋逼得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实施了“兵谏”，即西安事变。 　　旗帜鲜明地支持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动之时，张、杨即授意秘书于是日凌晨6时前，草成发动事变对时局的宣言并油印散发。东北军交通处处长蒋斌背叛张学良，利用掌握电台的便利，一方面向何应钦密告西安发生事变，一方面扣发宣言。南京政府则利用张、杨宣言被迟发，下令对西安方面情况进行严密封锁，对西安张学良XGOP电台英语、德语、法语报道西安事变真相的广播，也利用南京、汉口电台进行强力干扰。美国记者斯诺几次试图把张、杨宣言八项主张发出去，国民党检查官也一个字都不准拍发。而国民党南京政府却通过中央社在事变发生的当天即多次向国内外拍发电讯，诬称张、杨“率部叛变”，“劫持统帅”，“主张推翻政府”。《中央日报》等更是连篇累牍地恣肆攻讦，说张、杨率部“假借名号，犯上作乱，此其罪大恶极，不容诛戮”，“不但对官长为叛逆，实与全国国民为敌，与整个民族为敌”。与此同时，他们还通过外交部在13日通告驻外各使馆及各国驻我国使节，诬蔑张、杨“叛党”“叛国”。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还于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对苏联驻中国代办威胁说：“西安之事，外传与共党有关，如蒋公安全发生危险，则全国之愤慨，将由中共而推及苏联，将迫我与日本共同抗苏。” 　　由于国民党南京政府严密封锁西安事变的真实情况，并开动宣传机器对西安事变大肆造谣攻击，使得中外舆论和苏联一时很难做出正确的报道和公正的评判。各种猜测，以至诋毁和攻击均有之。苏联的塔斯社、《真理报》和我党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在事变发生之初亦认为这是“中国亲日分子的一个阴谋”，“实则在加剧中国分裂，制造更加混乱的局面，使中国成为外国侵略者的牺牲品”。“对于目前中国民族生死所系之一致团结、御侮的运动上，实为深可痛惜的事件”。国内一些中间性团体和一些学者、教授们，也拍出拥蒋谴张、杨的电报。15日，北平各大学校长联名致电张学良，要求张“悬崖勒马，护送蒋委员长出险”。 16日，271家报社、通讯社联名发表《全国新闻界对时局宣言》，指斥张、杨为全国“四万万人之公敌”，呼吁“全国之民意，对学良之良心，施行严厉之监督，更动员全体中外记者之史笔，对张学良之功罪，预留千秋万世之定论”。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办报方针的《大公报》，于18日在上海版和天津版同时发表《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严厉指责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南京政府还把这封公开信翻印了许多万份，用飞机运到西安空投散发。20日，胡适在《大公报》上发表评论《张学良的叛国》，指斥张、杨扣蒋“是破坏国家，是破坏统一”。 　　在一片谴责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叫嚣声中，红中社旗帜鲜明地支持张学良、杨虎城。在事变第二天，红中社在《红色中华》报刊登《西安抗日起义 蒋介石被扣留 张学良杨虎城坚决的革命行动》，不仅如实地报道了西安事变，还正确地分析了发生的原因。该文还指出：“张学良已发出呼号全国抗日的通电，各方及全国民众正纷纷赞助此革命的起义。全国人民要求将汉奸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现在全国民族抗日斗争形势已急转直下，西安抗日起义在全国抗日民众及军人的拥护中，将迅速地开展为全国大规模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19日，红中社播发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通电》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