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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社会变迁与苏维埃法生成 　　[摘 要] 从井冈山根据地到中央苏区的法制创建活动，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政权建设和制度设计活动的重要一环，与此后的抗日民主政权和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备一样，无不遵循一条由社会变迁引起法制变革的运行轨迹。作为社会主义法早期萌芽的苏维埃法的生成，则是在中国二元社会的形成、持续的制度变革和后来居上的革命文化背景下对法制现代化作出的局部的却是剧烈的反应。 　　[关键词] 苏维埃法 社会 制度 文化 　　不管是法律社会学，还是马克思主义法学，在强调法律与社会的关联性上都是基本一致的。在法律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尤其强调，是社会本身，而不是作为独立自治的个人，才是法律的根源。[1]卢曼虽然宣称法律是自创生成的，但也强调法律与社会密不可分，法律的自我生成只有通过社会行动才能实现[2]P22。持续的社会变迁是现代化社会，尤其是20世纪的一个显著特征[3]P268。从清末变法修律，到国民政府“六法全书”的建立；从井冈山和中央苏区苏维埃法的创制，到抗日民主政府，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备，无不遵循一条由社会变迁引起法制变革的运行轨迹。作为社会主义法早期萌芽的苏维埃法的生成，则是在中国二元社会的形成、持续的制度变革和后来居上的革命文化背景下对法制现代化作出的局部的却是剧烈的反应。 　　一、二元社会结构的形成 　　中国传统社会在没有遭到继鸦片战争以来的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接二连三的冲击以前，是在一种几乎完全封闭和自足中不断重复着由乱而治、由治而乱的循环宿命和王朝更替的历史叙事的。19世纪中叶，当清王朝还沉浸在延续自汉唐气象以来的康乾盛世的繁荣当中时，以英、法、德等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已经在思想文化、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完成了自由资本主义的近代转变。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再到启蒙运动，释放的不仅是自由、民主、法治的理性之光，而且是前所未有的生产力。以新航路开辟为契机，以机器大生产为基础，以海外贸易为途径的自由资本主义所向披靡，当东西方两个世界在19世纪中叶开始碰撞以后，各自的命???其实已经注定。鸦片战争特别是洋务运动以来，一方面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一方面是清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现代工商业在中国快速兴起，传统单一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并向二元经济结构转变。洋务派创办的中国近代工商业，从军工、造船，发展到与民用有关的轮船运输、矿业、冶炼、纺织、电线电报、铁路等行业。从一开始的官办，到1872年李鸿章提出“官为维持”“商为承办”，即所谓“官督商办”政策，为中国企业的私有化打开了一扇门，采用官督商办形式的大型民用企业，主要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中国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和汉阳铁厂等。继官办和官督商办之后，纯粹私人商办的企业也陆续出现，著名的如1897年创办的中国通商银行。据统计，至1905年，全国举办的工商企业计有官办36家，官商合办16家，官督商办26家，商办384家，中外合办4家；而在此后的1906年至1927年间举办的企业更是高达2463家[4]。这些现代工商业的出现，对传统的自然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也给中国社会注入了强大的活力，现代工商业与传统农业并存的二元经济格局在中国悄然形成。 　　与二元经济相伴随，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日益明显。一方面，自洋务运动至清末新政，再到1926年以前的北洋政府时期，自上而下展开的现代工商业布局，特别是现代工业，基本在大中城市展开，小城镇和广袤的农村则几乎没有触及。另一方面，由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通商口岸与租界的设立逐渐增多，从1860年至1906年的几十年间，中国依据条约开放的口岸有60余处，自行开放的口岸有16处。这些原本就有商业基础的沿江沿海口岸城市，随着西方现代工商业的蜂拥而入，城市面貌发生巨变，从原来单一的或交通要冲，或行政中心，或商品集散地，向多功能的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一体的现代城市转变。城市里由商人、手工业者、买办等阶层形成的新的社会分层和流动性结构，与农村旧有的超稳定乡土社会结构并存，成为中国社会的独特现象。 　　二、持续的制度变革 　　自清末以来的整个20世纪，在中国社会始终贯穿其间的一条主线就是持续不断的社会变革和制度变迁。现代化之所以始自西方，是由于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中蕴含了一种以特定的理性的经济形式、以自治和契约为特点的政治模式和理性的、普遍主义的法律构成的“现代性特质”。[5]法制现代化作为现代化的固有内容和重要评价指标，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现代化理论中都有触及。罗荣渠提出两种现代化类型，其中内发型法制现代化似乎属于原创式变革的范畴，而外发型法制现代化大体归于传导式变革之列。[6]中国无疑属于后一种类型，但不管哪种类型，纵观欧美各国的法制现代化历程，又无一不是以思想的解放和政治的变革为先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