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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应用型本科学校文学教育 　　内容摘要：目前应用型本科学校的文学教育普遍存在“功利化”、“工具化”和“庸俗化”的倾向，这既有办学理念理解“错位”的因素，也有文学教育“缺位”的原因。该文指出，加强应用型本科学校的文学教育，不仅不会损害到其教育目标的实现，而且更有利于培养精神旺健、情感丰沛及能力突出的学生。 　　关键词：文学教育 功利教育 应用型人才 　　近年来，随着一批地方新建本科院校和独立学院的蓬勃发展，中国的高等教育也逐渐开始从精英教育走向了大众化教育。在这种背景下，高等教育的办学形式呈现出多规格、多层次、多样化的特征。而这些新建的本科院校，为了在“老牌”大学的夹缝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以及强调自己的特色，纷纷地提出了走“应用型本科院校”的错位发展道路。而所谓的应用型本科人才，简单来说就是面向生产实践、管理服务第一线的高级??用型专门人才。 　　然而笔者观察发现，披着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合法外衣”的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目标是存在一些天然的漏洞。且不论这种教育领域的“GDP迷信”是否过于功利，单就人才培养本身而言，重视职业技能训练的后果必然就是，学生原本就薄弱的人文底子越发“发虚”了。想到近期高校频现的学生恶性事件，笔者不由疑虑，假如高校培养出的学生应用能力很强，而道德品质、性情却不相匹配的话，那么他们可能带给社会的破坏性是否会更强呢，而这，是否从根本上违背了教育的初衷呢？由此可见，越是强调应用能力培养的高校就越是不能让人文教育这条腿瘸得太厉害。碍于篇幅，本文仅择文学教育为题，探讨其对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重要作用。 　　一 　　在加强人文教育的问题上，或者具体到文学经典的教育问题上，国内的一般性大学几乎没有异议。问题是，对于声称培养应用型本科人才的高校而言，它们是否需要明确提出加强人文教育的议题——因为该问题的核心是大学的办学理念。按照一般的理解，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办学理念无疑就是服务社会，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从根本上说，应用型本科院校存在的合法性就是高等教育“工具论”。为讨论方便，本文无意争论“价值论”和“工具论”的大学理念的优劣。假如“工具论”是目前国内一些高校存在的必要性的话，那么本文就想拷问，对于持有“工具论”或“市场论”教育目标的高等教育而言，我们提倡需要一定时空距离才能发现其价值的人文教育是否有些空谈？然而，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一个前提条件，即加强人文教育是否会影响到，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它们之间是对立的关系还是互相补益的关系。 　　笔者认为，大学的人文教育和应用能力培养没有根本的冲突关系，因其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事实上，应用能力只是区别于研究能力培养的一种强调。后者以培养高深专门知识为人才培养的目标。如果看不到这点，就会混淆、置换了人才培养的分类目标，从而得出“加强人文教育对于应用型人才培养无益或意义甚微”的谬论。而且从另一个角度说，人文教育是应用能力培养的基础保障。因为人文教育的缺席，可能会让学生在“工具理性”的旗帜和市场的法则的双重影响下，成为技能主义和拜金主义的“典范”。如此培养出的学生，往好的方面说就是务实精明，往坏处说就是圆滑世故。恐怕这不是任何一所大学所希望培养的人才——无论他们宣称培养的是什么类型的人才。学者黄万全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技能教育本质上所有的功利倾向，如果不受人文理念的约束，就会污染和改变教育的根本使命。……大学是培养这些人成为服务和引导社会的精英，而不是谋取一己私利的能工巧匠，因此他们必须接受人文学教育，增长智慧和知识，开阔胸怀眼界，陶冶情感情操，培养理想境界，理解责任使命，在这个基础上成为专家人才，可以在各个领域为社会作出贡献。”[1] 　　另外从历史的角度看，在中国两千年的儒家教育体系中，人文教化始终是教育的核心目标。但此风和近代中国“自强”、“救亡”的历史境遇相碰时便荡然无存了。自洋务运动开始，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现代化总体设计下，中国高等教育的目标就是技术主义、实用主义取向。及至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以后，这种教育倾向更加变本加厉，当实施与工业部门生产“无缝衔接”的专才教育以后，大学的人文精神不免丧失贻尽。今天众多高校再次提出“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目标，不妨视为过去一百多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唯工具论”、“唯技术论”的历史回响。 　　正因如此，笔者才提出应用型本科人才更应加强人文教育的命题。因为人文教育是无论什么类型的大学都应坚守的一条教育底线。它不是要不要提倡或加强的问题，而是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的问题。 　　二 　　人文教育内涵丰富、包罗甚广。从学科的角度看，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艺术等都是人文教育的重要内容。但人文教育最重要的规范性是“成人之学”，即以培养独立的人格、健全的道德情感及现代公民的责任意识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