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日常化与日常化杂糅.docVIP

非日常化与日常化杂糅 　　刘萍、李灵编著的《中国电视剧》一书对中国电视剧的介绍中，将上世纪九三年以来的中国生产的中长篇电视剧分为了“杰出人物”“名著改编”“历史演绎”“都市言情”等九类，另单独分列了少儿题材电视剧、少数民族电视剧和戏曲电视剧三个类别。本文中的“毛泽东题材”属于《中国电视剧》中九大分类中的“杰出人物”。电视剧以毛泽东命名，属于“毛泽东题材”电视剧。另外诸如“红军三部曲”（《长征》《井冈山》《红色摇篮》）《延安颂》《恰同学少年》等，所表现的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历史事件或是毛泽东的生平，所以也将其划入“毛泽东题材”电视剧范围内。 　　一、“毛泽东题材”电视剧的 　　历史性崇高 　　“毛泽东题材”内在的囊括了中华民族传统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内忧外患之中团结一心、英勇不畏、奋斗不止的红色精神的集中表现。崇高在其中作为审美范畴，不仅给人带来了精神上的愉悦，感受到自我精神活力的焕发，血热上涌，体验到肩负责任刻不容缓的感觉。崇高精神是中国当代主流文化的关键词语，作为体现美的本质的经典范畴，一直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和社会文艺所推崇，在当代文化领域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崇高在一定范围内是非日常化的一部分，是人的社会实践超越平凡现实的存在方式。 　　“毛泽东题材”电视剧的主要特征即崇高，是内容和形式双方面的崇高。崇高是其不可或缺的核心元素。毛泽东为当代大众所熟知，无论是对于中华民族还是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都有着莫大的贡献，享有崇高的地位。同时，“崇高”作为重要的审美范畴一直是电视剧主流审美形态，在“毛泽东题材”电视剧中以非日常化的历史宏大叙事方式予以展现。如《长征》中毛泽东与战友在暴雨里趟过泥泞的草地，众人疲惫，而毛泽东挽起战友们高声唱起《国际歌》，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激起观众心中崇高的精神力量。 　　作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红军东征》《八路军》《新四军》等电视剧展开了一幅幅宏大的史诗画卷，集中表现了毛泽东在战争的不同时期的真知灼见和运筹帷幄，描述了毛泽东与战友之间的深切友谊，向观众再现了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艰难险阻与困难重重，越发衬托出毛泽东的伟大形象。“红军三部曲”以史为镜，抚今追昔，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为宏大叙事背景，史诗般地再现了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中毛泽东与红军完成奇迹般的伟大征程。电视剧所描述的均是关系国家兴亡的重要历史时期或历史事件，基本上严格遵循历史，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中表现出带有强烈历史性的崇高精神。 　　二、后现代语境下非日常化与日常化的对立 　　后现代主义是当代世界上重要的思潮，继承和发展了现代性对传统的颠覆，并将其推到极致，又表现出对现代性的超越。后现代主义引领了全球的“文化转型”，即后现代主义对现代话语的颠覆，对中心、秩序以及权威的消解，能指链条的断裂导致语义成为滑动的游戏，使知识与社会的原本结构和层次具有模糊性和断裂性从而丧失了其中心地位。以日常化的平庸经验来消解和颠覆非日常的精英文化，一元中心走向了多元化，精英文化退位，取而代之的是大众文化，即消费文化的兴起。在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中，“毛泽东题材”电视剧的非日常化遭遇了消费文化日常化电视剧的狙击。“毛泽东题材”电视剧遭遇了后现代主义，非日常化的崇高撞上了日常化的消费文化。 　　在日常化的基础上，消费文化在电视剧与受众之间充当引路人，培养和构建了电视剧庞大的受众群体浅表化的感性需求。在消费文化的大潮中，无论就数量上和受欢迎程度而言，“毛泽东题材”电视剧的崇高处于大众的视野的边缘。消费文化以日常化的方式满足人们不断增长需求和空虚的精神，给日常欲望塑造不断滋生和满足的幻象。非日常化的道德与精神丧失，人在社会中倍感彷徨，追求日常化和符号化的自由、自恋与自我满足。比如，穿越剧与偶像剧的风行，主要是碎片化剧情的堆积，代表着对英雄的祛魅以及历史的消解。 　　针对日常化对历史的消解和英雄的祛魅，“毛泽东题材”电视剧，如《长征》与《八路军》等，带着对崇高的弘扬和英雄的歌颂走入了民众的视野中，集中表现了毛泽东在非日常化的战争时期所表现的出真知灼见和对事物发展的运筹帷幄，向观众再现了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艰难险阻与重重困难，以此衬托出毛泽东这位“史诗作者”的伟大形象。一个民族断不能缺少英雄、缺失崇高，若在琐碎的日常化中深陷，民族将缺失信仰、丧失希望。“毛泽东题材”电视剧以崇高的英雄形象对消费文化所推崇的日常化予以抨击。在文化转型时期，英雄主义与崇高精神的重建，关系到民族精神的存亡，也是“中国梦”先进文化的表现和追求。《开国领袖毛泽东》《东方》切实地描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及建国初期这段特殊时期里，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领袖的心路历程与伟人风采，再现了新中国创建期间取得的重大成功及其公正廉洁和知人善任的领袖气度。《延安颂》与《新四军》等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