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暴蝴蝶或月光下孤村.docVIP

风暴蝴蝶或月光下孤村 　　“十四岁发表诗，十六岁投身革命，当过游击队的女政委，五七年被打成右派，还有和丈夫陈善壎的惊世爱情故事……哎呀，绝对是一个传奇人物！”1984年春天，湖南株洲某宾馆的阳台上，“年轻的布尔什维克”刘波向我如此介绍郑玲。我注意到，尽管同处一地且过从甚密，他的眼神和声调里仍然充满了不胜钦慕神往之情。好奇心瞬时冒出了小火苗，视野内灰突突乏善可陈的工业小城，忽然间也仿佛变得鲜亮灵动。 　　这就是语词和图象的魔力——“游击队女政委”一旦叠加于“‘归来’诗人”，早已列入“公干”日程的造访就成了某种令人激动不安的期待，其中既跳跃着新诗史上前所未闻的诗人身世，又闪烁着此前不久刚看过的苏联影片《女政委》的遗痕。在门铃被摁响的刹那，我的脑海中最后一次掠过该片主人公瓦维洛娃那张在现实和回忆、革命和母性、刚毅和柔情的蒙太奇中变幻不定，而又发散着沧桑和疲惫的瘦削面孔：那是可供女政委们分享的同一张面孔吗？这样一副面孔和诗人的面孔彼此融入又会是什么样子？ 　　必须承认，当晚我自始至终都有点恍惚，因为我有关女政委的所有想象都落了空。即便在郑玲摄于同期的老照片中我也没有发现任何“政委”的影子，甚至“游击队”的影子（由此她是否真当过什么政委，对我来说成了一个不必澄清的悬疑），耳目中满满的，只是横绝时空，令当年的革命者和眼前的诗人不容间隔的致命纯真，以及充分容涵了人生内蕴的美轮美奂。这种致命纯真被一些朋友称为不变的“少女情怀”，但我更愿意将其概括为“赤子情怀”；而这种美轮美奂，与其说是不为岁月所掩的姣好容颜，不如说是凌驾于所有姣好容颜之上的高雅气度：一种雍容、睿智、镇定和祥和的绝妙混合。当代“归来”诗人中，我曾在陈敬容先生那里领略过前者，在唐祈先生那里感受过后者，而郑玲却将这两种罕见的品质集于一身。刘波所谓的“传奇”很快就向我呈现了其真正的含义：这里堪称“传奇”的，不是片面的外部经历或内在精神，而是“道成肉身”意义上诗、人之间的相拥相济。 　　1990年代中期曾再次造访郑玲先生，彼时她已迁居广州。如果???第一次造访让我慨叹“老去的是时间”（陈敬容诗句），那么这次，在芳园小区她那洒满阳光的客厅里，我心中反复盘旋的，就是《小人鱼的歌》（1979）中的两行诗： 　　啊，那给我红颜的青春的血液/ 早已化作了扇上的桃花 　　也正是在那次造访中，一直卓然无类的郑玲形象在我脑海里倏然与杰出的苏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的形象重合在一起，更准确地说，形成了某种相互召唤的关系。语词和图像的魔力于此再次得到了印证——布罗斯基在《哀泣的缪斯》一文中评述的阿赫玛托娃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郑玲：不只是“惊人的美貌”和“完全可以与之媲美”的“内在的气质和才具”，更重要的，是她们同属“那一类既无家传又无可见的‘发展过程’的诗人。这种诗人纯粹是‘发生’出来的；他们来到这世上时已有了成定规的词汇和独特的敏感”。如果说郑玲相较之下显得更加浪漫，那是因为她对浪漫自有一种别样的体验和持守，正如她在《死亡与浪漫》一诗中所写到的： 　　卓越的浪漫/ 是那饱经沧桑的志士/ 在自己的废墟上营造领土/ 而且高度自治 　　这里的“志士”犹如一朵高载荷下不停绽放的电火花。它不仅立即接通了中国诗歌自古而今一脉传承的“言志”传统，也反身照亮了经由诗人所体现的那种曾经眩目，却又被太多的血泪逼入历史黑暗的革命与诗歌之间的奇特因缘，并在“饱经沧桑”“废墟”“高度自治”等上下文的托举中，同时呈现了复杂的历史记忆、惨痛的历史教训，从中生发出的新的精神维度。正是基于如此“卓越的浪漫”，诗人才会宣称，“我的神灵 不是从天上飞来的/ 他不想长眠 便从坟墓中醒来了/ 仍然着戎装 佩军刀/ 在残月下绕城巡视”（《病中随想》）；才会发现“我的另一个我/ 在应该结束的时候/ 突然准备出发/ 并且想把道路卷起来/ 随身带走”（《相遇尼采》）；才会体验到“沉舟 梦样地开始动荡/ 以龙的姿势/ 冲出水面/ 舟中没有人/ 只有双桨在奋力地划”，并面对“挡着路狞笑”的礁石沉声应答：“我已经沉没过了/ 早已猜透你的谜”（《沉舟再起》）。在这被刷新了的神灵-自我-命运的三位一体中，当年女游击队员的飒爽英姿、其后俄狄浦斯式的苦难历练、如今伏枥老骥的勃勃雄心混而不分，语言之诗与生命之诗互为本体，而恒居其间一以贯之的，则是我前面说到的“赤子情怀”。赤子情怀：诗的人类学依据，由此决定了诗和某一生命个体之间无可分割、无可阻遏，以至无可救药的相互选择关系。始终怀有这种情怀的人可谓之“诗歌选民”。感谢善壎先生，他作为知音伴侣写下的《你这人兽神杂处的地方》一文，不仅为我们留下了郑玲即便在最艰难的境遇中也不改其赤子情怀的令人心碎的记忆，而且揭示了这种情怀更辽远、更深厚的生命根基和源头： 　　这里有千百只鸟，都有华丽羽毛。由鸟唱出主题的，由风、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