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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避主义”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摘 要：“邻避主义”伴随着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转型出现，近几年在国内受到广泛关注。本文基于空间距离和居民社会经济特征相结合的分析视角，以社区居民对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的抵制为例，探究中国语境下“邻避主义”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社区居民在媒体大众面前的态度由“不要在我家后院”向“不要在任何人后院”转变，但其本质是邻避主义；2）在城市空间尺度和性质相似的社区空间尺度上，居民邻避态度符合“接近性假说”；但相邻地理区位上不同性质社区居民的邻避态度存在明显差异；3）距离对居民邻避态度产生基础性影响，在此基础上，微观的居民社会经济特征与宏观的社会经济政治相互作用，对居民的态度进行复杂的重构，决定居民最终的邻避态度。研究对丰富不同社会条件下的邻避主义诠释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有助于寻求这类??方抗争的合理解决方案。 　　关键词：邻避主义；空间距离；社会经济特征；垃圾焚烧发电厂；广州番禺 　　中图分类号：K90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13.01.018 　　1 “邻避主义”的起源与发展 　　国外的“邻避（Not In My Back Yard）”概念最早出现于1970年代，OHare在1977年首次提到“邻避效应（NIMBY Syndrome）”[1]，它是城市地方冲突的特定形式[2]。居民对选址于本社区的具有负外部性的城市公共设施的反对就称为“邻避主义（NIMBYism）”[3-8]。此类设施的建设往往来自行政意愿，体现了自上而下的社会政治力量对空间组织与空间关系的重构，但其建设的地理区位却处在一个微观尺度上的城市空间，往往与小尺度的社区紧密相邻。因此，地方社区成为居民从微观尺度的地方意义出发，利用本地化的话语，对自上而下的空间权力进行抵抗的空间。这类邻避抗争是都市运动草根行动主义的一种表现[9]。 　　随着1970年代欧美国家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多种公共设施的建设遭遇越来越强烈的公众抵抗，表现为游行、围厂抗争、请愿、陈情、诉讼等形式。早期研究中，邻避主义常被认为是社会问题无法解决的原因[10]，社区居民的“自私短视”引发的抗争妨碍公共福利的达成。随着对居民态度研究的深入，不少学者认为并非所有的地方反对皆为邻避主义[11-18]。居民的邻避态度因其反对内涵不同可分为4类（表1）：1）基于自私原因的邻避主义；2）基于担忧破坏景观环境的NIABY（Not in anybody’s backyard）；3）对项目的支持由于公众讨论转变为反对；4）反对设置不科学的项目而非技术。其中只有第一类可解释为真正的邻避主义[3，18，19]。关于这类地方反对是否为邻避主义的争论从未中断过[20]。 　　邻避主义之“邻”决定空间距离是相关争议的核心要素[2，20]，关于邻避态度的另一研究方向则致力于检验“接近性假说（proximity hypothesis）”[21-24]，即在一定距离内居民反对程度同与选址点的距离呈反比关系[18]，与邻避设施越近的居民反对越强[2，15]。但随着邻避设施类型的多样化，这类假说常被证明不成立，特别是在风车发电场的态度研究中，距离与反对态度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甚至是距离近的居民反而持正面的看法[25-28]。这种“反邻避现象”也出现在已建项目中[13]，对此的解释有：1）抵抗情绪不高在于设施已建，居民反对无效，只能主动屏蔽其负面影响；2）居民迫于经济发展和工作需求接受这类设施[13]；3）项目更替了以往有更大危害的设施，改善了环境[24]。4）距离近使得居民对设施更熟悉，客观全面的认识使其确信设施的正面影响。 　　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随距离衰减，只有通过空间移动才能邻避其负外部性，这决定了空间距离是影响居民态度的重要因素。但邻避态度的研究不仅要关注地理区位的影响，还应从社会经济特征对居民态度的影响进行解释[29]。个人社会经济属性以及资讯或知识、动机、环境态度、经验等是影响居民态度的内部因素[18，29，30]。 　　尽管邻避主义在西方已有探讨，但居民的态度较为复杂[25]，且哈维认为对邻避主义的诠释取决于历史和地理条件[9]。在经济政治文化不同于西方的中国以及社会转型的特定背景下产生的邻避现象应有异于西方，对中国邻避现象进行研究有助于完善在不同历史地理条件下的邻避主义诠释。同时，中国快速城市化不断扩大城市对公共设施的需求，建设项目常由于遭遇居民的邻避主义抵抗而受到严重阻延，这不利于城市的有效运转[31-39]。对中国语境下邻避主义态度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探讨有助深入理解这类现象，寻求合理的解决方案。 　　2 研究方法 　　2.1 案例地与数据采集 　　本文以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简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