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婪和可持续发展悖论.docVIP

贪婪和可持续发展悖论 　　【提要】一方面企业期盼能够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对于短期的暴利却很难视而不见。虽然中国金融和美国完全不处在同一个阶段，但政商权贵对金融的控制却非常的相似，金融界攫取社会财富的手法和路径大不相同，但贪婪程度不相上下，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警醒的。 　　关键词：金融危机、公司责任 　　距离华尔街不远处的祖科蒂公园面积很小，其实就是一幢大楼的面积。2011年9月，来自美国各地的抗议者带着睡袋聚集在这里，搞起了一场叫做“占领华尔街”的群众运动，这个街头小公园一举成名。曾经有个把月，这里是全世界的焦点。 　　2013年“9·11”前夕，我再次来这里拜访的时候正好是中午，世贸中心建筑工地的工人们在阳光斑驳的树影下抽烟聊天，享受短暂的午休时间。几个黑人小伙子耍把式卖艺，引来了游客热烈的欢呼声。角落里，几个男女流浪者围在一起默默地吃???们不知从哪里讨要来的午餐——非常和谐的场面，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那些高喊“我们是99%”的人，都到哪儿去了呢？ 　　他们各回各家，洗洗睡了。所谓“占领华尔街”，不过是一次规模盛大的露营，人们带着愤怒来，却不知道该把愤怒发泄给谁。他们除了知道有那“1%”的人存在，玩弄了他们所不知道的伎俩，卷走了他们的工作和大众的财富。但除了喊几声，没有任何办法。 　　一位曾经就读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并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过政治学博士的学者查尔斯·弗格森自掏腰包拍摄了控诉华尔街贪婪的纪录片《监守自盗》，这部影片在2011年获得了第83届奥斯卡最佳长纪录片奖。 　　然而，“我在奥斯卡年度最佳纪录片颁奖典礼上说过，这场源自大量欺诈的金融海啸过去整整三年了，但至今仍然没有哪怕是一位财务总监被送进监狱，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在纪录片的基础上，弗格森又进行了大量采访和研究，出版了《监守自盗》一书。 　　弗格森对“1%”是这样定义的：“2011年9月在纽约发起的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发起时并没有什么清晰的目标，但抗议者非常清楚一件事，在过去的三十年间，美国已经被一群没有是非观念的金融寡头所统治，以至于机会、教育和向上流动等这些以往构成美国梦的基本要素，现在几乎都被处于金字塔顶端的少数人所独享。联邦政策日益操纵在富人、金融行业和电信、医疗、汽车及能源等权势行业手中。这些利益集团制定的政策，总是能够得到其忠实奴仆的执行和称赞，这些奴仆包括：越来越多的给钱办事的美国政党领导人、学术界人士以及游说团体等。” 　　在过去的20多年里，美国社会的财富分化开始不断加大，美国人财富的集中度较收入集中度更高。最富有的1%的人财富占美国人全部净财富的30%左右，在全部金融财富中占比超过40%。位于社会财富金字塔顶端的那些极少数精英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他们的行为导致全球经济呈现“林冠经济”形态。所谓“林冠经济”是指，经济发展的好处只落在了社会最顶端的那个阶层，而社会的中下层很少获得好处。就如同树林里高大的乔木可以获得充足的阳光和水分，而处在下方的灌木和杂草却很难得到阳光雨露。 　　弗格森指出，在21世纪前十年的泡沫期，金融行业的利润占美国全部企业利润的比例急剧上升，接近40%。在美国投资银行工作的人员人均收入从22万跃升到37万，即使在金融危机之后，他们仍然保持着这种高收入水平，这还没有包括股票期权在内的现金收入。 　　“如此之高的收入让他们迷失了道德的方向，同样让他们飘飘然的还有：办公楼的私人电梯、私人飞机、御用厨师、直升机、可卡因、脱衣舞夜总会、妓女、花瓶妻子、豪宅、白宫的晚宴”弗格森的愤怒有准确的案例。 　　就以金融危机中第一个倒闭的贝尔斯登公司的CEO吉米·凯恩为例。他在1993年成为贝尔斯登的CEO，任职期间每周都要花三四天的时间去度周末，从办公室的楼顶直接坐直升机飞往新泽西自己的高尔夫球场，在公司独享一部电梯，他还是一位桥牌发烧友，向两位意大利教练支付50万美元的报酬，陪他打牌；在全世界参加各种桥牌比赛。在金融界有大量的职业经理人过着这样奢靡的生活。由这样的人把持的华尔街，除了贪婪和不负责任还能指望什么呢？ 　　监管当局对华尔街的放任是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没有任何人可以改变格林斯潘顽固的想法。在一次研讨会上他提到：“金融衍生品的批评者对交易员的失败总是如临大敌。但是衍生品市场上的参与者们其实对于交易对手的信用风险有着非常敏锐的判断力，他们会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来缓释这些风险。” 　　而事实上华尔街的激励机制不但不可能让经理们发现风险并努力避免，而且变本加厉地进行欺诈行为。在1971年之前，只有合伙人企业才能进入纽交所，而合伙人只有在退休时才能收回自己投入的资金，因此投资银行的利益和银行家个人的利益长期保持一致。然而1971年之后，纽交所改变了这一规定，投资银行可以公开上市募集资金了。这样一来，银行家的奖励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