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本身就是极好政治.docVIP

发展本身就是极好政治 　　马来西亚长期以来一直被奉为经济发展的成功样板。尤其是马在经济增长、出口多元化、消除贫困和社会发展方面的成就，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赞誉，多方予以研究探讨。这些努力使马在远早于2015年的目标期限前，就实现了消除贫困、普及小学教育、性别平等和医疗等千年发展目标中的大部分计划。 　　然而，通往中、高等收入国家的道路并非一直平坦。作为一个多种族、多文化、多宗教的国家，马必须在追求经济目标的同时，谨慎维持社会和谐与合作，保证国家完整、避免出现分裂。无论是过去56年间还是未来，这都是马政府和政治领袖一直秉承的职责。 　　亚洲的发展经验在很多方面都与马发展经验相似。亚洲的多样性众所周知，但亚洲的经济发展，尤其是近几十年来的成就，受到全世界的关注。然而，这些努力始终有着一个更宏大的背境，即国家构建这一终极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马来西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不仅要依赖所奉行的那种经济政策，还依赖于领导层的素质和政府的治理水平。和马来西亚一样，亚洲的发展探索，也是一种政治和经济的追求。在探索过程中，国家利益，无论是整体上还是部分上，都不能与它所服务的人民利益割裂开来。 　　今天，在亚洲大多数国家的国家议程上，都把发展放在很高的位置。情况并非一直如此。那些具有威权主义的政权，或长期存在内部冲突的国家，通常会实行政治压制，哪怕最终的代价是国家迅速衰落。不过慢慢地，人们逐渐开始认识到发展本身就是极好的政治。发展能够让社会中的广泛人群从国家的进步和繁荣中获益，进而为执政者提供合法性并为其赢得支持，也为社会稳定打下坚实基础。如果用一个理由解释亚洲的“崛起”，那就是发展，而不是民主治理，这已成为亚洲国家的核心思想。 　　协同式政治模式与发展规划 　　不同国家的起步条件不同，面对的环境也各不相同。马一向是通过国内多元化社区这个“透镜”追求发展。我以为，其正确之举，是在政治上采取了有包容性的多民族联合路线。马能够达成必要的权力分享妥协方案，对1957年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实现独立起到了促进作用，使国家走上了一条同心同德的道路。同时，这对于保障政治和社会稳定、协同合作至关重要。后者似乎正是很多年轻国家缺乏的方面。 　　在发展过程中遇到挑战也在意料之中。1969年大选后爆发的一连串事件，对马精心打造的权力分享式或者协同式（consociationalist）政治模式构成了挑战。经过反思和评估，政府采取的对策是，国家加大干预力度，进一步扩大发展的利益攸关性，尤其是实施了广为人知的“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新经济政策的目标有两个，一是消除贫困，二是通过推行“平等就业机会行动”（affirmative action）政策调整社会结构。尽管实施情况受到批评，但目标却几乎没有受到任何质疑—增进公平、保障各方利益和确保社会稳定。 　　1969年后，发展议题对政治领袖更为重要，其结果是政府对发展的规划过程给予了更多的政策关注。马来西亚五年规划（five-year Malaysian Plans）成为确保草根阶层能够受益的核心文件，并据此成立经济规划组（Economic Planning Unit）管理和监督规划的过程。在更广泛的方面，落实发展项目需要有一支高效、快速响应型官僚体系。行政人员、专业人士和技术人员的素质要更高，这就需要在教育和培训方面大量投入费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刺激生产力的提升，受教育机会的增加，意味着农村人口有更多机会获得城镇高收入就业岗位。简言之，对发展的重视，启动了一系列相互促进与加强的事件。 　　私人部门推动增长，发展过程中有限开放 　　政治与发展间的紧密关系，也意味着政策必须在极大程度上保持开放并以市场为基础，并对私营企业友好。马政府认识到，单靠政府一己之力无法承担经济产出、创造就业、产生收入的责任，必须让国内外的私人部门都参与进来，也必须发展人力资本、促进投资，并为产品打开国外市场。众所周知，马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成功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进入制造业。马也成为早期采纳私有化概念的国家。20世纪90年代，启动了信息和通信技术大发展的进程。21世纪初，生物科技则成为经济增长的新源泉。 　　可以肯定的是，马实行的开放政策并非毫无节制，而是要受到国家发展过程中优先需求和考量的制约，这在发展初期阶段比如今更为明显。因此，与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一样，某些产业或是列入敏感产业名单，或采取比其他产业更循序渐进的自由化步伐。某些时期，如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也不得不采取在国际上不受欢迎的一些措施，以确保资本流动的大幅波动不至破坏经济稳定。尽管这在当时遭到了尖锐批评，但自那以后发生的事件，印证了政策的合理性。 　　融入全球经济，施行政府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