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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法治是法治国家基石 　　1978年以来，中国由上至下地推行一系列改革，法治中国的顶层设计逐渐成型、成熟。执政党的纲领文件、国家的宪法，政府部门的工作安排，百姓的维权意识，形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11年，全国人大吴邦国委员长对外郑重宣布：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立法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因此，在法律体系初步形成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建设法治国家，成为时代主题。立法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法治、自由、权利，如要成为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必须让现代公民意识、现代的政府观念深入到每个公民、每个公务员以及所有的政府机关司法机构的意识里。 　　自古“郡县治、天下安”，县域法治是推进、检验、实施国家法治的最契合处，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夯实县域法治这个基石。 　　一、县域法治的理想与现实 　　1、县域法治的理想愿景 　　自秦始皇推行郡县制以来，县就成为天子牧民的基本单位，也是百姓安居乐业、乡绅自治的聚合单元。现在，无论公检法司、还是土地房管公安税务，行政管理和司法机构的基层和根基，都设在县（市）一级。因此，县域法治，就有抓手，有基础，有效果。 　　法治的基本价值与个人自由、有限政府和法律至上相互维系，形成一个稳定的价值体系。县域法治，就是县区一级的依法行政，能在一个县区，尊崇个人的自由，形成法律至上的信仰，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依法维护个人权益，实现法治的基本价值。县区一级，是扭合整个国家社会的关节点，县域法治，辄上可以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下可以维护本县本区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可以说，县域法治，确实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难以绕开的客观现实。 　　县域法治建设的现实目标是规范行政的权力、透明司法的运行、给人民一个有序、安全的司法环境，让法治建设助长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并探索和积累社会主义法治的有效经验。而县域法治最高的目标是在一个县，形成一个有法必依、违法必究、人人守法的“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继而形成国家社会稳定和法治秩序。 　　2、县域法治的事实前提 　　虽然我们在从大一统的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以往的计划经济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代替，但政府仍是所有资源的有效控制者。发展地方经济、建设地方法治，都离不开对行政权力的有效规范。这是县域法治建设中，必须面对的一个基本事实前提。 　　在推进县域法治建设中，有许多地方在积极推进，并积累了初步的经验。比如江苏省泗阳县委、县政府深入贯彻省委关于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的决策部署，本着“抓法治就是抓发展、抓服务、抓规范、抓责任”的原则，整体联动抓落实、齐抓共建求实，初步探索总结出“党政推动、部门联动、舆论发动、官民互动、社会齐动”的创建工作“五方联动”机制，形成在全省推广法治创建的“泗阳模式”。比如在2010年被全国普法办评为首批全国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先进单位的石屏县，其主要做法是：第一，统一认识，把推进县域法治建设纳入县委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第二，坚持以人为本，把法律宣传和普及作为建设法治石屏的基础性工程。第三，不断完善县域政权法治制约机制和法治运行程序，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管理事务纳入法治轨道，逐步实现制度化、法制化。第四，大力弘扬法治文化，在全县营造浓厚的法治文化氛围。 　　这些先进法治县的实践中，反映了一些基本的事实：法治建设的引领者是县级的党政机关，而县委书记和县长更是直接的策动者和指挥者。如同在经济建设中“找市长、找市场”的比较选择一样，在法治建设中，仍是一个政府牵头、并作为重要动力的客观事实。 　　3、县域法治的理论仍需要深入探讨 　　社会主义法治的理论存在诸多争议，而县域法治的理论更需要深入探讨。在建设县域法治过程中，仍有一些理论观点值得探讨。比如“法治作为党的执政手段”云云，仍然将“法”当作工具和手段，而不是把“法治”当作目的；比如认为“法治的根本价值在于保障民生”、“保障民生是县域法治建设的目的”[1]，也是把法治当作了实现某种执政目标的手段。 　　法治与民生并不冲突，法治也将有效的保障民生，但不能据此将民生当作法治的价值或法治的目的。这种理论上不清不楚，或似是而非，正意味着法治、民主、自由等基本观念和理念有待澄清。 　　在理清法治观念后，才能抓住法治方向和重点，才能发现问题的根结和解决方案。毋庸讳言，县域法治的重点，就是行政的法治化，而在《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已经实施多年、权力滥用得到一定程度的有效限制的情况下，重要的问题就是要解决“选择性执法”，将行政权力还原成“必要的恶”，使之能在规范经济秩序、解决社会争端、处罚违法行为中，“权为民所用”，有效、有力，从而实现普遍的正义。 　　二、县域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