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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笔墨精神对教学及创作启示 　　笔墨自宋代以后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存在以来，它的精神境界就成为了古今画家关注和研究的重心，笔墨具有一定的具体性和抽象性。说它具体，是因为笔墨是能看得到，能够意会也可以把握得到的，笔墨的勾皴总是与造型、结构、骨架、表现发生着关系。说它抽象，是因为它是一种文化感觉和画家情感作用下的物化形式，是老庄“天人合一”哲学理念的高度体现；同时也是画家的内在世界通过外在操作以及与各种水墨效果相互影响所产生的诸种关联。即笔墨之法是画家对“景”、“思”、“境”融会创造的写意法则和笔墨规范的追求，可见笔墨诸法的造就，是历代国画大师们穷天地之理，不断用自然万物之精华中和、同化，驱散胸中的“太朴”，去其混沌与蒙昧，寻找笔墨与自然的安排并顺应变化，酝酿可以进入与寥廓无涯的天道同一的笔墨境界。所以，中国画的精神具有随机而动，逢机而生的造化之功，具有与天地并生的恒常性。 　　一、笔墨的哲学理念对教学及创作的互促性功能 　　中国画的教育和传承与中国画艺术一样有自己悠久的历史文化内涵，千百年来，中国的农耕文化、汉语汉字、儒家思想、行为操守、审美习惯等各方面都拥有深刻的文化背景做支撑并且不间断地延续了几千年，这也说明中国文化是成熟而深厚的，中国画的艺术世界是非常奇妙的，在创作上它虽用眼，却又超出视觉；它始终不离物形，却又不以写形为能事；既要求画面具有超越眼前物象的传神，又必须在 传神的基础上达到“天工”。它摒除了对技法操作的功利性，而是以独特的笔墨传递着画家的情绪，因此，中国画的创作是自由的，它可以任由精神去逍遥，去追求向善、求真，并以朴诚的至高境界来诠释中国哲学的“宇宙思维”。这如同《周易》中的环道思维：上“仰”下“俯”，“近取”、“远取”，融时间空间于一体。从时间上看它可由上到下、由近及远、由此及彼的流动过程；从空间上看，它表现为深远、高远、平远兼顾的周游圆观，这种宽泛的带有模糊性的中国古典哲学概念也使中国画艺术的创作深受着这种哲学观的影响，是哲学规范向艺术规范的延伸，因此也颇有较大的随意性。这种传统同时也很重视让学生掌握规律和程式，通过研习、临摹古画而研究传统、了解规律、掌握法则，然后再凭才智和悟性去延伸、开拓及再创造，它的延续性通过薪火相传而不断发展壮大、大师辈出，可见中国画独特的教育和传承是强大而富有生命力的。中国的文化观、哲学观引导着中国画艺术的发展，形成了从哲学层面到技法层面的完整系统，而中国画教育则从精神、哲学等方面启发学生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又要反思传统，同时还要具有较大的文化包容量来提高悟性，即天生的理解力和智慧。所以说，中国画教学是与学养教育相联系的一种独特的教育方式，它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一种匠气，即避免了将学生培养成画匠。 　　二、笔墨的精神格调对教学及创作的认识维度的提升 　　中国画笔墨精神经过千百年的时代变迁和锤炼，形成的“知人之所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的“人性之情”，即在顺应天命的同时又要懂得认识自然规律、顺应自然规律，外柔内刚、后发制人、不言自明、不战而胜。在笔墨的表现上一方面要求“笔墨一道同乎性情”，同时也强调“世人论画以笔墨，而用笔用墨必须辩其次第，审其纯驳……”可见文人在谈论笔墨的运用时很重视笔墨水平的高低，中国画笔墨精神经过千百年的时代变迁和锤炼，形成了重视笔墨水平高低的品评模式，笔墨水平的锤炼和提高非画家的一日之功，而是一辈又一辈的画家们搜尽奇峰，惨淡经营，通过探索笔墨的奥妙与精微，追寻笔情墨趣与可卧可游之灵境之后，方能得到的“笔妙而墨精”。同时又把艺术的人生和人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笔墨精神即人文精神，清朝画家王昱日：“学画者先贵立品，立品之人，笔墨外自有一种正大光明之慨……文如其人，画亦有然”所以画品亦如人品。千百年来画品的品评都由具有深厚人文涵养的文人来实现，因此绘画的境界高下则由诗境、书境的渗透而得以提升，所以，注意人格修养，不仅是中国画之最大效用，也是中国画的最后目标。艺术家在创作的同时也将人格移入作品中，这就使得笔墨拥有一种顽强的生命力。中国画教学自然也将包涵这个重要的因素，当下，西方艺术观念进入中国美术领域，中国画的现代观念往往与西方艺术理论发生碰撞，中国美术的现代状态该如何定位也成为中国画教与学的关键。在现代化、全球化、工业化、物质化文化的簇拥下，运用笔墨挥洒自如直抒胸臆的精神震撼被很多“做作”出来的艺术成分而取代，这种浮躁，急于出效果，急于追求个人风格的现象是很多美术专业学生的普遍现象，中国画教学则随时都强调形式与精神内涵的联系，提倡对传统的固守和尊重，同时凝神静思，气定神闲，抛开浮华与夸张，潜心学问与创作，这样的言传无疑对于急功近利的学生养成文雅之态度与形成审美之观念是非常有益的，中国画的人格教育和思想修养问题又能让学习中国画的学生更多地将“陶冶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