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京派作家写作立场.docVIP

简论京派作家写作立场 　　摘 要：“京派”作家坚守文学独立性的姿态最为鲜明地表达着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不仅是在文学上，而且在文化观念上把一种真正的现代意识带入了中国新文学的实践传统。对京派作家写作立场的研究，有助于理解二三十年代知识分子面对内忧外患的苦难岁月时，作出的不同选择。 　　关键词：京派作家；写作立场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6-0007-02 　　京派作家的创作主要集中在二、三十年代，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内患、战争频频的苦难岁月，作为受到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潮启蒙的知识分子，他们对时局是颇为忧虑和不满的。沈从文、萧乾、李健吾、冯文炳等人，大都在乡村或城市下层阶层中生活过，　他们对普通人的苦难与艰辛、痛苦与挣扎相当熟悉，　当他们离开故土接触到进步的社会思潮时，　便站在了一种更高的理性层面来冷静地剖析中国社会的现实。但京派作家对政治是极端厌恶的，　他们竭力主张作家保持人格独立和精神上的自由，　这就决定了他们幻想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保持超然的第三者态度。他们试图用人性这个抽象的理性价值来沟通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匡正日益暴露的社会弊端，重振民族的希望，　正是这种执著而坚定的人性探求撑起了京派小说的全部审美情感，也由此决定了他们的写作立场。 　　一、用言志取代载道，对个人写作立场的坚守 　　“三一八惨案之后，段祺瑞政府以及后来进入北京的张作霖对文化界采取高压牵制政策，导致大量文化人士离京南下，或赴上海，或往武昌，北京文艺界大有衰落之势。”仍滞留在北京的周作人发现，几年前打成一团的交战双方或败走，或撤离，只留下一个空荡的旧战场，北伐胜利了，然而胜利后的北京并没有显示出多少变化，“一切都是从前的样子，什么都没有变革”。而两三年前的“三一八”所流的鲜血，仅给不多的几个人留下些“淡红的血色与微漠的悲哀”，十几年来，他们经历了无数次的革命、战乱、社会运动，但是，最终的结果只是“城头变换大王旗”，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既得利益者，至于国家，似乎并没有什么改善的希望。面???这些现实，难免不让人产生消极悲观的情绪，所以，当1928年的上海文坛围绕“革命文学”展开激烈论战的时候，身居北京的周作人只是冷淡而轻视地远观这一场热闹，无意加入这场战斗。然而，彷徨只是因为过去抱有太大希望而偶遇瓶颈造成的一种状态，对于这些“为人生”的文人来说它不是永久式。经过一段时间的沉默与寂寞之后，1930年5月12日，周作人主持的《骆驼草》出刊，一批文人开始聚集并期望有所作为。周作人在《发刊词》中明确提出不谈国事，这种态度的形成，部分根源于对于五四乃至北伐以后的社会现实的失望，但另一部分则是由于左翼文学尤其是创造社等发起的“革命文学”运动的刺激。“革命文学”以一种幼稚的左倾姿态对几乎整个文坛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与否定，它借助革命话语与阶级正义性形成了某种文化霸权话语，对其它文化存在与团体进行挤压，这激起了一批精英知识分子的强烈反感。周作人为此写了《文学的贵族性》，指出革命文学是拿文学来达到政治活动的一种工具。对革命的不信任态度使得一批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终于重新聚合起来，《骆驼草》就聚集了一批这样的知识分子，可以说《骆驼草》的创刊，为京派的形成提供了充足的养分与土壤。不仅如此，“‘革命文学’在艺术上的幼稚粗浅还在一定程度上反向刺激并导致了这一群体的一个文化向度。这就是《骆驼草》所提示的对于艺术的专注与追求”。如果说左翼走的是政治路线，强调一种集体写作，那么京派走的则是文化路线，坚守个人写作立场。正如周作人在《自己的园地》一文所宣称的艺术是自己的园地，“所谓自己的园地，本来是范围很宽，但不限定于某一种：种果蔬也罢，种药材也罢，——种蔷薇地丁也罢，只要本了他个人的自觉，在他认定的不论大小的地面上，用力去耕种，便是尽了他的天职……我们自己的园地是文艺”。可以说周作人的这一篇文章代表了整个京派的倾向，即以校园为依托，在喧闹的都市中，为自己建立起一座文艺的塔，在这里独立的思考，用力的耕种，开创属于自己的精神园地，在精神层面追寻最大的自由。从中国文化历史来看，除主流文化之外，从来就存着其它非主流文化。在儒家自汉代取得正统地位之后的历史中，在较大的道、佛之外，还有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在文学中，文以载道固然根深蒂固，而言志、书写性灵也反复出现。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即认为新文学的特征在于以言志取代了载道。认定“依了自己的心的倾向，去种蔷薇地丁，这是尊重个性的正当办法。”京派这种坚持个人写作立场，用言志取代载道的文学主张中，体现了个体对爱与美的追求，对自由理想的憧憬。 　　但很多研究者认为相比左翼文学，京派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主张显得不合时宜，或许京派与时代巨潮始终处于一种“南辕北辙”的状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