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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出土春秋战国编钟音乐学研究 　　摘要：在中国音乐史上编钟是先秦时期一种十分重要的乐器。它带给我们的除音乐自身信息外还具相当丰富的文化内涵。本文通过对山西出土春秋战国时期编钟的研究，探究山西音乐艺术地域特色形成的缘由及其对当今山西音乐艺术发展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音乐艺术；音乐考古；春秋战国；山西编钟；音乐学；艺术特征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WT5”，5BZ]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音乐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此时期在音乐思想、音乐创作、音乐表演、乐器制造等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初步形成了我国古代音乐理论体系。这一时期中诸侯争霸、多元的政治格局先后造就了各具特色的音乐文化中心。尤其是春秋五霸之中称霸时间达150年之久的晋国，是中原地区无可厚非的音乐文化中心，晋音乐艺术地域特色就形成于这一时期，为后世该地区的音乐艺术发展奠定了基础。近年来随着山西考古研究成果的不断发现，编钟作为“礼乐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乐器越来越受到音乐学界的重视。本文以山西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编钟为实证材料，试对山西音乐艺术地域特色进行探讨。 　　一、山西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编钟春秋战国时期礼乐文化在晋国的上层社会盛行，作为礼乐文化载体的青铜编钟是统治阶级权利与地位的象征，因此晋国的王公贵族们无论生前还是死后均享有不同等级的用钟制度，此种社会现象带来铸钟业的繁荣发展，这一点从近年来山西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编钟件数居全国之首（如果按照晋国霸业时期的行政区域划分与不断出现的考古新发现统计，出土的晋地钟的件数还会不断增加）与山西多处铸钟遗址的发现中得到证实。①山西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编钟不仅数量多、分布广泛，并且种类齐全，制钟工艺先进。从编钟形制看，有口缘平、钟体巨大、带环钮可特悬的镈钟；有口缘不截齐、钲部设圆台状长枚、钟顶有筒形钟柄可斜悬的甬钟；还有形制小于甬钟、钲部设乳状短枚、钟顶有半圆形“钮”、可直悬的钮钟。据《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西卷》统计，山西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编钟共28套，其中实用乐器8套，明器15套，???外还有5套因破损严重与部分流失等原因无法测音。以下本文只对出土的实用乐器进行讨论。为了便于研究，现将山西出土的有代表性的编钟自春秋至战国，按早、中、晚期介绍。 　　1.天马—曲村出土编钟这是一座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的西周早中期之交到春秋初年的王侯级墓葬群，位于山西省曲沃县曲村乡的北赵村，2001年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1992年至2000年进行过6次大规模的抢救发掘，为夏商周的断代提供了年代学依据。墓地南北分3排，共9组19座晋侯与晋侯夫人的墓葬及车马坑陪葬，其规模宏大，遗存丰富代表着当时晋国的强盛局面，陪葬品主要有玉器、礼器和兵器，其中礼器以青铜器为主，值得注意的是青铜乐器中出现了铭文，且纹饰精美。目前出土的西周早期编钟共四套，中期一套，除了起初被盗流失海外的后有辗转存于上海博物馆14件晋侯苏编钟外，其他编钟均存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曲村晋侯93号墓出土编钟共16件，其摆放方式为4件一组，整套保存基本完好。长度为2.7厘米的两层圆台钟枚共36枚。不封衡。唇上留有每边三道的调音痕迹，从音乐性能角度分析，此套编钟音律比较混乱、明显不调。据考证年代为春秋早期。② 　　2.侯马上马墓出土编钟上马墓地的时期鉴定为西周晚期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之交。墓主人分别代表三个不同的阶层即：下大夫、士、平民。文化属性是西周文化因素和北方古文化因素融合的产物。1961年至1987年共发掘墓葬1737座，车马坑3座，牛、马坑各1座，出土文物1700多件。其中西周晚期的陶器墓30座，墓葬的主人为最早开垦新田的先民。铜器墓出现于春秋早期，墓地根据墓葬间的稀疏不同划分为若干个不同的家族，且富有程度与政治地位不同。目前出土的春秋中期编钟一套存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侯马上马13号墓出土钮钟一套共9件，据鉴定为春秋中晚期的乐器，大小相次，形制相同。钟体呈合瓦形，且顶部有一个长方形竖环钮，上面纹饰为蟠螭纹。这组钮钟被专家认定为“在钮钟中是相当早的一例”。③ 　　3.长治分水岭出土编钟长治分水岭墓群主要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墓地和平民墓地，位于长治市区的旧城北墙之外，历年的考古发掘出土了一大批珍贵的音乐文物。仅仅第126号墓葬中就有291件青铜礼器出土，其中乐器17件。丰富的音乐遗存为我们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制度的发展状况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实物依据。出土的中期编钟共3套，均存于长治市博物馆。长治分水岭269号墓出土编钟共18件，分甬钟、纽钟两组，各9件。其中9件甬钟，大小相次成列，造型纹饰相同。兽头单旋、长甬。鼓部饰象首纹，斡饰雷纹，舞顶部与钲部篆带均饰蟠虺纹，中部间饰二蟠螭。据考证年代为春秋中期。④9件纽钟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