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将惊涛骇浪中“船”开了回来.docVIP

他将惊涛骇浪中“船”开了回来 　　……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个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负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吾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船好好地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人校友“敢告无罪”。 　　说这段话的人是梅贻琦―清华大学的校长； 　　说这段话的时间是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为艰难的时期。 　　三年之前，北平沦陷了，天津沦陷了；令世人瞩目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惨遭践踏与蹂躏。1937年8月28日，国民政府做出决定：三所学校撤出平津，于长沙组建“临时大学”。11月1日，临时大学正式上课；仅仅几个月，长沙又危在旦夕，学校不得不请准教育部，再次作出西迁昆明的决定。1938年2月，全校师生带着所剩无几的资产，兵分三路踏上了漫长而又艰苦的旅程。4月2日，奉教育部令，临时大学易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5月4日，西南联大正式开学，由于校舍紧张，理、工二学院设于昆明，文、法商二学院暂时落脚于蒙自，一学期后迁回本部。 　　依照最初的协定，三校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组成了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并轮流“坐庄”担任常委会的主席。但是没过多久，蒋梦麟和张伯苓即前往重庆另有他任，整个联大的重担便落在了梅贻琦一个人的肩上。整整八年的时间，梅贻琦与学校生死相依，休戚与共，这是他一生中最为艰难的岁月，也是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期。师生们亲切地叫他“梅常委”―他的确成为了校园中名副其实的“常”委！ 　　―这，就是梅贻琦在作上述演讲时的背景：他被逼上了梁山，他更被逼得发出了“不应退却”、“不应畏缩”的誓言。 　　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这段特殊的历史，对这所著名的学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人将它称为“中国现代教育史上迄今难以企及的奇迹”，有人将它称为“斯芬克司之谜”。然而“谜”也好，“奇迹”也好，都与梅贻琦的艰苦撑持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是一支默默燃烧的蜡烛，但蜡烛的本身同样是历史的体现；他是一支静静书写的钢笔，但钢笔的本身亦同样是历史的化身。 　　……那是1946年的5月4日，西南联大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宣告结束。校园内竖立起了一座巍峨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冯友兰教授亲笔为它题写了碑文：“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战时使命既成……缅维八年支持之辛苦，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他一共为其列出了四条“可纪念者”，而这四条“可纪念者”，不仅是联大全体师生的骄傲，也是梅贻琦个人的自豪。 　　可纪念者一― 　　“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始终。” 　　的确，西南联大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西南联大的胜利与民族的胜利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了。它的精髓，就是民族气节，就是爱国主义！―有了它，才能“与抗战相始终”；有了它，才能产生出“旋乾转坤之功”。 　　此前，三校的历史虽然各不相同，但爱国主义的传统却是一脉相承的。以南开为例，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校长张伯苓即向全校同学号召道：“设因此次事件，刺激特深，武人能因之彻底团结，青年能因之抱为国奋斗至死不腐之志，诚堪为中国前途庆幸……余不以此指望全国青年，但望我南开同学共奋勉之！”作为张伯苓的弟子，梅贻琦于清华大学的国难纪念会上亦高声呼吁：“沈阳既去，吉林、黑龙江、锦州随之而陷。大家不要以为目前尚可苟安，殊不知此时敌方时时可以再有动作，或另有阴险图谋，实则形势非常可危。吾们应当深刻纪念，时时注意准备才是。” 　　正因为具有这样的精神，三校师生才有可能辞别故土转战他乡；正因为具有这样的精神，梅贻琦才会挺身而出，承担起繁重而艰巨的校务。然而昆明并非世外桃源。战争给西南联大带来的威胁，首要的便是空袭，惨绝人寰的空袭― 　　其中最为惨重者有三次―1938年9月28日，设于昆华师范学校内的教工宿舍葬身火海，一名军事教官及其5岁的幼子当场死亡。1940年10月13日，师范学院的男生宿舍全部被毁，办公处与教员宿舍多处震坏；西仓坡清华办事处中二弹，两名留守人员当场殉职。1941年8月14日，校园中弹70余枚：男生宿舍、女生宿舍及饭厅多处被毁；第七、第八教室及生物实验室被炸；图书库中弹；常委会办公室及出纳组、事务组、训导组、总务处被夷为平地…… 　　此时，作为一校之长的梅贻琦与大家生死相依、患难与共。其夫人回忆道：“西南联大没有防空设施，飞机一来大家就跑开躲起来。月涵（梅贻琦的字―笔者注）在走开之前，总是先把文件收拾妥当，放好锁好才走。他作为校长，也和教师学生们一起跑到学校后面的小山上，在坟头之间躲避一下。”陈岱孙教授的描述就更加具体了：“在躲避空袭时，他和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