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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爱给了更多人们 　　编者絮语 　　20世纪30-40年代，在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中，中华民族奋起抗击，国民党军的正面战场，八路军在华北的敌后战场、新四军在华中的敌后战场，都上演了可歌可泣的抗日壮歌，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然而，还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儒雅雍容、柔心弱骨，清高傲岸、洁身自好，虽然没有奋杀于疆场，但是，面对侵略者的炮弹与屠刀，同样表现出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以知识为武器，以专业为战场，一如既往地 坚守着自己原有的“岗位”。这个“岗位”就是，守住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传统，延续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血脉！他们将其视为自己的任务，自己的职守，他们自觉自愿，他们无怨无悔。他们的精神也是一种财富，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在以往的“正史”中，他们一直是“缺位者”，本刊有意将他们的精神书写于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史册中，在《深度阅读》栏目下，专辟《日军炮火下的中国文人》一栏，邀请南京师范大学史学教授、著名作家陈虹女士为专栏作者，为本刊撰稿，凡20篇，逐篇刊载，以飨读者。 　　他是一个不合格的儿子，不尽心的丈夫，不称职的父亲，但他却将爱洒满了人间。他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是“万世师表”，是“孔子之后的孔子”。为了教育，他呕心沥血，矢志不移。他是教育的献身者，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殉道人，他的名字妇孺皆知，他就是陶行知。 　　又是一位献身者，又是一位殉道人。―陶行知去世了。 　　那天是1946年的7月25日，年仅55岁的他因为“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而永远地告别了人世。 　　上海、重庆、延安、香港、南京，乃至纽约、新加坡等诸多城市，纷纷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他的灵柩安葬在南京郊外的晓庄―当年他创办乡村师范学校的地方；他的遗墨“爱满天下”镌刻在墓前的牌坊上―当年他的奋斗目标与终生理想…… 　　无人不哭，无人不泣；无人不追思他所施予的爱，无人不感念他所付予的情。然而在他的四个儿子的心目中，则似乎存留着更多的遗憾和羡慕。长子陶宏说，他最终成为了“更大多数不幸人们的父亲”；幼子陶城说，他是真正做到了“损己舍家为人民”。―一个“爱满天下”的教育家，独独将他的爱遗漏于自己的家人。 　　陶行知是1917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博士，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正式聘任的教务主任。《劳谦君子陶行知》一书的作者王一心这样写道：“考察中国20世纪一二十年代以降的与陶行知学历相仿的知识分子，他们所走的道路虽然因了国运的蹇剥、年代的动荡、外强的入侵而各有坎坷，但相较于陶行知所行之路，总还不失为常途。在抗战之前的二十年里，他们之中，除了学而优则仕的不算，单是安身于大学教席的，也多有物质生活优裕、社会地位甚高的黄金岁月。而陶行知，却出象牙塔而放弃了‘阳关道’，另选了一条崎岖的山路，披荆斩棘，踽踽独行。因此在这一群知识分子中，陶行知‘另类’的标记很明显。自然的，他的人生价值也恰恰在于此。” 　　这样的选择，对于当时尚在幼童时期的陶宏兄弟来说，却无论如何也搞不明白―父亲脱下西装革履换上布衣草鞋，他们是亲眼看见的；父亲离开大学校园奔赴穷乡僻壤，他们是亲耳听到的；最后全家因为父亲的关系而流离失所，而家破人亡，这更是他们所亲身经历与深刻感受到的。 　　长子陶宏写有一篇悼念文章《我和我的父亲》，但是他的笔常常会“跑题”，会不由自主地悼念起父亲之外的人来了―“在歌颂我父亲伟大的成就时，在哀悼他那种为大众谋幸福真正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时，千万可别忘了三个无名英雄：第一个就是我的姑母，第二个就是我的祖母，第三个就是我的母亲。在七年之内，她们为了父亲的事业而相继牺牲倒下。父亲是为事业拖死的，她们都是为父亲的事业拖死的。她们的精神同样是伟大的，不朽的。通过她们的牺牲，父亲才能放开手勇往直前地做去。”―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一丝淡淡的哀怨，隐藏着的是一丝抹不去的忧伤。她们毕竟是三个鲜活的生命，是三个同孩子们相依为命的亲人。 　　陶行知一生追求的是“博爱”，是“爱满天下”，对于自己最亲的三位亲人的离世，他岂能无动于衷？他曾万般痛苦地自责道：“母亲、文?、纯宜，你们实在是三位最伟大的女性，实在是被我拖垮累垮的啊！” 　　陶文?是陶行知唯一的妹妹，自幼进过学校，有理想，有抱负，更是坚定不移地支持哥哥的选择。1923年，陶行知给她写过这样一封信―“我本来是一个中国的平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渐渐地把我向外国的贵族的方向转移。学校生活对于我的修养固然有不可磨灭的益处，但是这种外国的贵族的风尚，却是很大的缺点。好在我的中国性、平民性是很丰富的，我的同事都说我是一个‘最中国的’留学生。经过一番觉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那中国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 　　陶文?为之而深受感动，并发誓全心全意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