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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像时代“中国形象 ”在欧美市场中建构 　　摘 要：电影在跨文化传播中承担着生产和输出国家形象的重要任务。本文通过对20世纪60、70年代香港功夫片以及李小龙的一系列功夫电影中民族形象塑造的特点的归纳和总结，分析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形象在以欧美为代表的世界市场中的建构以及产生的跨时代国际影响。 　　关键词：中国形象；欧美市场；中国功夫片 　　中图分类号：{D03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12-0075-03 　　与报纸、电视、网络一样，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电影也在跨文化传播中承担着生产和输出国家形象的重要任务。而作为向欧美市场输出量领先的中国功夫片，也是在国际语境中表现中国文化，建构“中国形象”最具代表性的影片样态。 　　一、电影传播在国家形象建构中的地位 　　1.国家形象。学术界对于国家形象的一般定义是指“在一个交流传播愈益频繁的时代，一个国家的外部公众、国际舆论和内部公众对国家各个方面（如历史文化、现实政治、经济实力、国家地位、伦理价值导向等）的主观印象和总体评价”[1]。“内部公众”涉及国家民对于自身现实的整体性认知，而“外部公众”以及“国际舆论”则是国家的自身样态在国际化的语境中的呈现。可以说，国家形象并不局限于认识主体对国家历史与现实的客观反映。对于一个国家在国际视域下的整体印象以及得到的总体评价更包含了“主观”化选择、设计、构建、传播和塑造的过程。可以说，国家形象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媒介在传播过程中完成的。 　　2.电影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作为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国家文化形象是一个国家经济和政治形象的有力支撑，对国家的形象具有巨大的提升作用和重要价值。而在影视文化产业高度发达的当代社会，最具群众基础的影视文化无疑也负担起了塑造和确立国家文化形象，推动国民精神文化发展的历史使命。相较于传播过程更为大众化、平民化和商业化的电视艺术，电影作为一个独立的媒介在国际传播交流中占据了更为重要的地位。电影诉诸视听语言符号的特性摆脱了传统媒介如报纸、书籍乃至广播对于单一符码（文字或者声音）的依赖。各国的电影创作者利用电影多重的符号结构承载了本民族的文化内涵，将电影作为媒介向世界展示本民族独有的文化特色，从而在国际范围塑造出本民族和国家的形象。“电影的跨文化传播，凭借跨越语言文字不同所引起的‘传播阻隔’与交流困难的优势，成为当今社会最受欢迎的大众文化娱乐形式，在全世界拥有为数众多的观众群体。[1]”在20世纪60、70年代，一批带有强烈东方文化特色的中国功夫片、武侠片迅速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中蔓延开来，随之影响了欧美电影市场对于中国的形象认知。 　　可以说，功夫片对于中国形象在欧美文化时域中的建构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在欧美市场占据了最大市场份额的中国功夫片，则以由邵氏影业出品的一系列武侠电影和由李小龙主演的动作影片为代表。 　　二、邵氏武侠功夫片：“文化中国”的形象自塑 　　邵氏影业萌芽于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后因历史原因迁移至香港。可以说，邵氏出品的一系列影片都潜移默化收到了海派文化的浸淫。邵氏影片发行所面对的主要观众群体是香港、台湾以及东南亚等地区的华侨华人。历史上与大陆的文化渊源和华人为主的受众群体特质决定了邵氏影片的“大中华”属性。邵氏出品的电影作品注重对民族性的深层挖掘以及对中国传统的道德与精神理念的弘扬。“‘中国梦、民族情’是邵氏影片的核心内容。[2]”在艺术创作理念上，邵氏的功夫武侠片继承并发展了中国早期武侠电影传统， 同时借鉴了国际化的好莱坞式戏剧元素，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功夫片艺术体系。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邵氏的武侠功夫电影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成为邵氏最为成功的电影类型。影片中所承载的“文化中国”的核心思想，在凸显影片民族气质，向世界展示东方传统武侠文化的同时，也对于构建中国形象起到了决定性的地位。 　　1.文人气度与暴力美学的缔造。作为邵氏新武侠类型电影的开创者，胡金铨的电影作品在追求视觉美感的同时也着力展现了中国文化中儒雅、冷静的一面。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胡金铨在电影中融入了舞蹈、音乐、戏剧的美学特质，并在营造符合民族传统的美学意境的同时学习了日本武士电影和美国西部片中制造紧张气氛的的创作精髓。从胡金铨的代表作《大醉侠》、《龙门客栈》和《侠女》中我们不难看出，胡金铨作品中的武打场面既包含了舞蹈的飘渺写意，也融合了京剧的利落真实。正如台湾影评家黄建业所言：“正是通过胡金铨的努力独创，‘原本粗糙’的中国武侠电影在《大醉侠》和《龙门客栈》中，让人目睹‘热血刚强的侠客鹰扬飞舞的身影后有着血汗熔铸的真情烈性’， 从此，武侠电影有了它‘在文化艺术视野中的深度和广度’。[3]”胡金铨的武侠电影中不仅有江湖儿女的刀光剑影，也不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