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京腔史研究中若干问题答苏子裕先生.docVIP

就京腔史研究中若干问题答苏子裕先生 　　摘要：粗放型研究和精细化研究并不总是并存的，它们是研究史的两个发展阶段，“由粗到细”有先后之分，粗放型研究时代与精细化研究时代是“历时”事象。精细化研究要求将问题细化、区别开来，求得个性特征，京腔研究将“弋阳腔”、“弋腔”、“京腔”、“高腔”归在“弋阳诸腔”名下，将其等同起来，是粗放型研究。认定京腔是北方高腔系统的声腔，并不需要证明在弋阳腔流入北京之前京腔就到过北京，何时流入北京并不是衡量标准，是否属于北方高腔系统，要看声腔的来源。小说有史家小说和文家小说之分，“文”者“爱用其虚”，是奇特的虚构，现代小说《梨园外史》不能作史料用。 　　关键词：戏曲艺术；京腔；精细化研究；重新解读史料 　　中图分类号：J802文献标识码：A 　　《戏曲艺术》2009年第2期刊发的苏子裕先生《也谈京腔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与戴和冰先生商榷》（以下简称“苏文”）的文章，是对我《戏曲声腔研究应面对的若干问题——兼答苏子裕先生》（上、下）（以下简称“兼答”）一文的回应。苏文的批评和不同意见，促使我作进一步的思考，使我受益匪浅，对文中不能认同的，我特别提出来，作为对商榷的答复。为方便对照阅读，本文在体例上与苏文一一对应，所引苏文均不再注页码。 　　一、关于粗放型研究与精细化研究 　　我在《兼答》（下）中，对声腔研究尤其是京腔研究不尽人意的现状，以“研究的‘粗放型经营’应尽快实现向‘精细化’的转换”为小题，作了专门阐述，建议尽快完成这一转换。苏先生认为“这个观点应该是对的”，但对“如果说‘粗放型研究’代表的是一个时代，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一个‘精细化’的时代”的说法，却认为“不符合人们认识事物和学术研究的实际”，其理由有四，我逐一作答如下： 　　第一，苏先生认为，任何时代的任何学术研究，因学人的水平或客观情况不同，“粗放型研究”和“精细化研究”总是并存的，决不会因为某位权威的出现，便可以宣告粗放型研究时代的终结和精细化研究时代的开始。 　　其实，“粗放型研究”和“精细化研究”并不总是并存的。人类认识世界所经历的由粗到细、由浅入深、由现象到本质的过程，是有阶段性的，作为一个时代，粗放型研究和精细化研究是研究史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没有粗放型研究时代就不会有精细化研究时代，但是，粗放型研究时代也曾是一个积极向上、推动学术进步的时代，具有积极意义。所谓“由粗到细”，有先后之分，这是很明确的，粗放型研究时代中不应夹杂精细化研究，只有进入精细化研究时代（含过渡期），二者才是并存的。苏文说：“以前，粗放型的研究的确存在，今后也依然会存在。即便是善于‘精细化研究’的权威学者，在接触新课题时，其研究也必然是由‘粗放型’起步，然后再逐步‘精细化’。”这是将“粗放型研究”与“前期工作”混同，粗放型研究时代与精细化研究时代是“历时”事象，而从事新课题研究时的“起步”工作，无论是与粗放型研究还是与精细化研究，都属“共时”事象，都是它们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是粗放型研究的“起步”是为粗放型研究服务的，而精细化研究的“起步”是为精细化研究服务的而已，粗放型研究不是进入精细化研究必不可少的程序。 　　研究是个体劳动，个人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对粗放型研究时代的终结和精细化研究时代的开始作学术断代，确是一件困难的事，不会因某位权威的出现就能解决。但是，具体到京腔，这种断代却是“小儿科”。论及清代戏曲，尤其是清代声腔，给人以乱的感觉，北京剧坛尤为突出，学界习惯上将“弋阳腔”、“弋腔”、“京腔”、“高腔”说成是“弋阳诸腔”，并认为“京腔”是弋阳腔在北京的地方化，又名“高腔”，“弋阳腔”、“弋腔”、“京腔”、“高腔”成了相互等同的关系，这一等同，将北京的声腔搅成了一锅粥。显然，“京腔”不等同于“弋阳腔”、“弋腔”，“弋腔”也不是“弋阳腔”的简称，将四者等同的研究是“粗放型研究”，而将它们细化、将它们区别开来，就是“精细化研究”。我们必须正视等同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等同研究盘桓了很多年，已成为一个时代，理应告一个段落，继续等同对学术的推动是很有限的，意义不大。 　　苏先生批评我，在同一段文字中既说“粗放型经营”又说“粗放型研究”，一个是经济学上的概念，一个是学术研究上的概念，恐致歧义，建议合而为一。这种担忧没有必要。首先，我的小标题写得很清楚：“研究的‘粗放型经营’应尽快实现向‘精细化’的转换”，明确了“粗放型经营”是指“研究”而言。再者，经济学与学术研究并不矛盾，经济学同样是一门学问，可以有自己的研究，而且，研究需要巧思和周密安排，需要长期努力，未尝不是一种经营。 　　当下，粗放型研究和精细化研究的关系就好比是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粗放型研究只能维持学术研究自身的存活，精细化研究才是创新的动力。我们生产的粗放型研究成果实在是太多了，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