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性”与“审美性”未必是资产阶级专利.docVIP

“文学性”与“审美性”未必是资产阶级专利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的行为，改变了以往现当代文学史格局，并产生了广泛影响。然而，与此同时，对重写行为持不同意见的人也并不在少数，其中，旷新年先生的不满格外引人注目，他认为，所谓重写文学史不过是以资产阶级的“文学性”和“审美性”来否定以“工农兵文学”和“人民文学”为主的“当代文学”，从根本上说不是一种文学行为，而是政治行为。这是他新出文集《文学史视阈的转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中的一个重要观点。 　　旷新年先生对当代诸文学史家有关文学史分期、建制的分析和评述，探本溯源，析理辨疑，且下笔明快有力，笔势纵放，他个人的论断亦时时寓于繁富的征引之中。无论先前读他的《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写在当代文学边上》，还是目下读他的这本新文集，皆予人以一种分明、爽利的感觉。如果我的概括不算十分偏离的话，那么，“追求现代化”与“现代性反思”是包括他这本新著在内的关于文学史的衡论中两个重要关键词语，分别相对应着两种不同的文学史形态，以下尝试撮述其要点。 　　旷新年先生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思潮，是受了美国现代化理论的影响，它被看做是“一个在西方率先发生的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世俗化和工业化的过程，全世界都将普遍经历西方的现代道路”，“现代化是以民族—国家的历史建构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主线”（同书，294页）。与此相应的则是“20世纪中国文学”“重写文学史”“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等，这些文学史书写形态或建构均与现代化有关，以“纯文学”“审美性”为“装置”，通过对五四文学和启蒙的神话化及经典构建，于重申“人的文学”“新文学传统”的合法性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压抑了以“工农兵文学”和“人民文学”为主要内容的“当代文学”。现代性则是对现代化的一种质疑和批判，现代性内部本身包含着深刻的紧张关系，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资产阶级世俗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对立。与此相应的则是另一种文学史形态，比如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一书，便是一种“反思性作业”，是对“重写文学史”???的反拨，重新关注被边缘化了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左翼文学（同书，11页）。质言之，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文学史书写或建制，始终处于对抗状态，此消彼长，无可调和，如《寻找“当代文学”》一文中所说： 　　“‘重写文学史’和以‘新文学整体观’否定‘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学科建制的过程是一个建构和发掘受到压抑和贬低的文学现象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以‘新文学’抹杀‘当代文学’和以‘启蒙’否定‘革命’的过程，是用‘现代化’话语消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对抗，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否定第三世界的叙述而臣服于西方主流叙述的所谓‘回归主流文明’的过程。”（同书，273页） 　　又如《“当代文学”的建构与崩溃》一文： 　　“……并不像‘新时期文学’初期所宣称的那样，‘当代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的冲突，是‘人性’和‘非人性’‘人道主义’与‘反人道主义’的冲突，而是资产阶级‘日常生活’与无产阶级远景的冲突，是不同人性之间的冲突。”（同书，291页） 　　显然，旷新年先生是站在维护“当代文学”的立场上，并为此文学的“合法性”而辩护。然而，如此断痕分明、论断绝对的文学史表述，总让人感到一种隐隐的不安和疑惑。即使于文学史的写作或建制上，不同的人可以依据不同的意识形态，勾画出自己心目中的文学史，可是，任何形态的文学史，皆建基于复杂的文学思潮、现象等，尤其是丰富、丰厚的文本世界；依据了丰富的文学世界，却构建出了简单、对立的文学史，这是否有点过于迷信意识形态，迷恋于一种对抗性的建构？ 　　我这里要谈的是一个具体的问题，是所谓“文学性”和“文学自律”，即《寻找“当代文学”》一文中所说的新时期文学以资产阶级的“文学性”和“审美性”来否定“当代文学”，以及资产阶级有关“文学自律”和“纯文学”的宣称离不开整个现代知识的制度等等（该书，282页）。的确，爱德华·W·萨义德也说过，写作是不自由的，写作从来不是中立的活动，而是受制于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不管一部作品只是如何具有美学价值，使人赏心悦目，它总是带出利益、权力、激情与欢愉的成分。媒体、政治经济和大众机构———总而言之，世俗的力量和国家的影响———都是我们所说的一部分”；但同时，萨义德还说过一句极为重要的话：文学作品应该被“当作具有创造性或解释性的伟大想象”，作者也“并不是机械地为意识形态、阶级或经济历史所驱使”（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17页、452页）。这充分说明了文学性和审美性是作家或作品的专利，非哪一家哪一姓的专利。 　　旷新年先生为“当代文学”辩护，谈到了很多方面，唯独忽略了关键的一点，即，“当代文学”写作不自由，外部环境制约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