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婚妈妈”群体被遗忘相依为命.docVIP

“未婚妈妈”群体被遗忘相依为命 　　当公众的视线聚焦于那些举报贪腐官员的“情妇”、出没于网络间的炫富女等人物身上时，很少有人注意到，人群中还有很多未婚妈妈，独自拉扯孩子长大。 　　守护生命 　　乔敏，贵州人，10年前到北京打拼，是电子设备销售员，那年她21岁。到京第一年，她认识了飞飞的爸爸。在一起3年，一次激烈的争吵后，两人负气分手。 　　几个月后，乔敏发现怀孕，找到飞飞爸爸，男人说：他把另一个女人肚子搞大了，刚同她闪婚。 　　医生说乔敏子宫后位，属于不易受孕体质。如果选择流产，“以后很可能再也无法当母亲”。乔敏决定留下这条生命。 　　生产的那天，雨下得特别大，钱不够，医院附近的取款机一次只能取2000块钱，乔敏挺着大肚子，雨中走了3里路，找了4个取款机取钱。 　　生产后，摇篮里的宝宝身旁，没有家人，没有丈夫，每当想起那天，她总是“先哭一场”，然后“跟所有人说我不后悔。” 　　和乔敏情况类似，准未婚妈妈魏兰刚经历了一段失落的感情。 　　“我做了错事，但我的孩子没犯错。”窝在沙发里的魏兰眼眶始终有泪。32岁的她任职于一家效益不错的企业。她目前孕期5个月，孕检时医生说她怀的是双胞胎。怀孕两个月后，许给魏兰美好未来的那个男人转身离开。 　　于军是名教师，短婚未育，此后独居。2008年，通过网络，她认识了孩子的生父。男人是程序员，吉林人，住在于军的家里。 　　于军“从一开始就知道不会长久”，那时她41岁，男人二十五六岁。年底，她怀孕了。男人极力劝说她打掉孩子，双方谈不拢。 　　不顺心的婚姻，多年一个人生活，于军想要个孩子，就像她本能地想从生活中抓住些什么。她不想看到自己的未来像小区里那个独居老太太，死在家里半个月才被发现。 　　“抓住些什么”就注定要面对更多：周围异样的目光，很多现实问题。 　　艰难生活 　　未婚妈妈所面临共同的现实问题是：非婚生子没有准生证，问了几家公立医院都没法建档。魏兰最后联系到一家私立妇产医院。 　　因为非婚生育，所有的费用都无法报销，对钱从来没什么概念的魏兰，开始算计每一笔开销，“要为俩孩子的将来打算”。 　　而乔敏在飞飞出生后，先是丢掉工作，几个月没收入，前几年的积蓄也消耗干净。 　　一个人带孩子没法挣钱，乔敏把儿子寄养到通州一户农家，每月1500元。她找了份包吃包住的工作，月薪也是1500元。每月发工资的那天，就是乔敏唯一和儿子见面的日子，她一边摸着儿子的小脸蛋，一边把1500元交到农户阿姨手上。 　　一年后，乔敏把飞飞抱回自己身边，她觉得只有这样生命才完整。 　　算作超生人口，非婚生的孩子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落户。 　　飞飞的爸爸是北京户口。飞飞出生后，乔敏曾想着给飞飞弄个北京户口。几年过去，户口一直没办下来。乔敏咨询北京计生部门，非婚生子，孩子想取得北京户口根本没有可能。 　　回贵州办理，当地计生部门也不肯给飞飞落户，“你都不在贵州，我们知道孩子是哪儿来的？”一句话把乔敏噎了回来。 　　于军也曾打匿名电话咨询计生部门。电话那头说，婚外生育是违法的，给孩子上户口要先缴罚款，几万块。 　　她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就住在海淀实验小学旁边，没多远就是首都师范大学，属于典型的“黄金学区”，她清楚地知道，只需户口本上的一页纸，女儿的人生“至少不会差到哪里去”。 　　没想到，要完成这一纸证明，需要面对重重阻隔，寻找孩子的生父，成了她过不去的坎儿。 　　寻找生父DNA 　　2009年底，于军走进街道计生办，对方答复，要提供生父信息及亲子鉴定证明。 　　孩子出生前两个月，于军挺着大肚子见了孩子生父最后一面，那次见面主题明了：男人还了之前借于军的5000块钱，然后宣布，于军、孩子跟他没丁点儿关系。接着电话换了，网络账号全部注销，离开北京，消失得彻彻底底。 　　“她现在的情况是想交罚款都没资格。”于军所在小区居委会主任李冬梅说，为帮她解决问题，居委会跟街道、派出所协调了不知多少次，也联系过吉林警方，但“对方说这事儿他们管不着”。 　　街道办也曾建议于军登报寻人，然后报失踪。但是报纸登了，警方又说报失踪必须是直系亲属并且提供相应证明。 　　李冬梅说，居委会非常想解决于军的困难，但是“规定在那儿，我们只能执行。”她还透露，因为这件事，社区连续几年评优的资格都没有。 　　于军走投无路。2013年年初，她花3000元请了吉林当地一位律师，起诉孩子生父。律师多次跟法院沟通，法院审查相关材料后，觉得此事缺乏立案依据。 　　代理律师丁雯称，这种案子即便立案成功，后期调查取证也困难重重，“法院不能强制公民进行亲子鉴定”。 　　最后一条路被堵死了。 　　隐秘增长的群体 　　更多的未婚妈妈像于军一样，独自为孩子寻找生存的方向。 　　身边都是和谐美满的家庭，“乔敏和于军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