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电影中女性亚文化与性别抵抗.docVIP

李玉电影中女性亚文化与性别抵抗 　　导演李玉是中国当代极具个人风格的女性导演之一。从2001年至今，她以独特的取材视角和表现手法为当代影坛呈现了五部精彩的故事片：《今年夏天》（2001）、《红颜》（2005）、《苹果》（2007）、《观音山》（2011）和《二次曝光》（2012）。作为一名女性导演，她始终把目光聚焦于当代女性的个体存在，探索她们在当代社会中的情感与性爱、痛苦与欢乐、迷惘与追寻。她的主人公是清一色的女性人物，但这里的女性绝非男性阳刚之美的廉价陪衬（如好莱坞电影里的“性感尤物”），也非男权社会对女性期待角色（如家庭伦理与都市情感片中的温柔贤良的母亲和妻子）的简单再现，她们是被作者放置在权力社会之中用以探索两性关系的独立的性别个体。相对于性别文化中占据主流地位的男性而言，这些女性是亚文化群体。她们或处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境地而不得逃离，或处于被男权社会设定的角色身份中而不得解脱，或处于童年创伤的记忆梦魇之中而不得清醒……总之，她们是游离于权力中心之外的“他者”。但这些弱女子身上却又呈现出对性别霸权的抵抗。正如她们所承受的苦难是只能属于女性的苦难，她们抵抗的方式也是女性所独有的，或激烈，或隐忍，呈现出当代女性走向性别自省与并觅得心灵自由的艰难道路。 　　一、 底层与女性：权力社会的边缘人物 　　英国伯明翰学派的代表人物斯图亚特·霍尔认为：“亚文化即一种亚系统——更大的文化网状系统中这个或那个部分内更小、更为地方化、更具差异性的结构。”（Stuat Hall Tony Jefferson.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 London： Hutchinson， 1976，P10）这个概念强调了亚文化的“差异性”和“边缘性”，正是与主流文化的差异，导致了这一群体自身的边缘地位。 　　影片中女性群体的边缘地位具有双重性：首先，她们是女性；其次，她们来自社会底层。不妨来看看这几部影片中女主人公的身份设定：小群和小玲分别是动物园的大象饲养员和小服装店店主（《今年夏天》）；小云是民间剧团的川剧演员，兼职色情演出（《红颜》）；刘苹果是足浴中心的“洗脚妹”（《苹果》）；南风曾是酒吧驻唱歌手，后来失业（《观音山》）……由此可见，影片的女主人公多来自底层社会，无钱无权，甚至没有体面的工作，她们的婚姻恋爱亦与此息息相关。如果说身份的设定仅仅是影片故事层面的处理，那么空间表现则在电影技术手段上印证了这一点。这些女性所处的空间，或是晦暗的地下室（《今年夏天》中小群与小玲的住处）、或是嘈杂的小服装城（小玲的工作地点）、或是破旧的居民楼（《苹果》中刘苹果与安坤的住处）、或是潮湿的宿舍（《红颜》中小云的住处），导演选取的均是有毛边的原生态场景。这样的人物定位和场景选取，容易使我们联想到“第六代”电影人所热衷的边缘化题材和小人物叙事，在他们的镜头叙述中，“底层”已然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身份表征。但李玉的电影显然更进一步：如果说“底层身份”仅仅表明这一群体之于物质社会的边缘处境，那么“女性身份”则表明她们对于男权社会的边缘地位。她是穷人，且是女人，这就更使其成为游离于主流群体之外的“亚群体”，是更加典型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群体。 　　正如影片《苹果》所体现的，作为“洗脚妹”刘苹果在遭受外界社会的压迫（被强奸）之后，还要忍受同样处于底层社会的丈夫（一个普通的玻璃擦洗工）的歧视和侮辱。然而，刘苹果只是众多底层女性中的一个，她所受到的压迫也只是诸多压迫方式中的一种，影片中所表现的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更为残酷也更为复杂。 　　二、“性侮辱”与“角色定位”：男权社会的性别压迫 　　在李玉的电影中，来自男权社会最显著的压迫莫过于性的侮辱。像刘苹果被客人骚扰，被老板强暴，还有君君被亲生父亲强暴（《今年夏天》），这样的性侮辱是显而易见的，是对女性身体的赤裸裸的侵犯和伤害。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性侮辱以隐形的状态存在着，却同样对女性尊严是一 　　影片《今年夏天》中有这样两个片段：小玲在服装商场里悠闲地涂着脚趾甲油（这似乎是一个彰显着女性性别的动作和事件），却遭遇男性顾客猥亵的目光；另一男性顾客来小玲的店里看中了一款女式肚兜，一边砍价一边拿着衣服往小玲身上比划，说：“你跟我媳妇身材差不多，你帮我试一下吧！”在这里，女性身体被当作男性观看的对象，她们被赤裸裸地男性欲望所包围，似乎是天然地处于一种性别劣势。但是电影对此的处理并没有任何情色的意味，而是采取了类似于鲁迅小说中的“看/被看”的模式。在这一切的背后，还有“隐含的作者”在看。她貌似不动声色却又满蕴着对女性人物的同情和对男权社会的憎恶，她使影片突破浅层的故事表象而直抵残酷的现实人生。 　　如果说性侮辱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