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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犯罪报道中媒体失范及对策 　　新闻媒体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和保护未成年人利益方面承担着不容推卸的责任。近几年来，关涉未成年人权益的法律法规相继修订，而一些新闻媒体在报道该类案件时，因过分追求“新闻利益第一”而陷入了法律和道德的双重误区。 　　媒体报道中的误区 　　1.忽视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1989年国际《儿童权利公约》明确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第3条第1款规定：“关于儿童的一切行为，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同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也明确了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这其实是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在我国立法中的体现。在实践中，媒体往往将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弃之不顾，尤其在恶性的刑事???件中，一旦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公众和媒体就举戈相向、全民讨伐，而不反思造成这一悲剧的深层根源，不利于犯罪的未成年人改过自新、重归社会。 　　2.违法披露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信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8条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网络等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图像以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而媒体的实际做法往往使上述条文形同虚设。某电视台2010年8月17日播出的《初中女生回乡读书，一月后被控强奸罪》报道，对15岁的犯罪嫌疑人没有采用化名，并播放了长达十余分钟该女生殴打被害人的视频。报道播出后，该犯罪嫌疑人和未成年受害人今后的发展道路将如何，让人担忧。 　　3.违背“无罪推定”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无罪推定原则的意义在于防止过早地和无证据地把任何人当做罪犯，不允许根据未经充分检验的材料和违反既定证明程序而取得的信息，认定一个人有罪。”①媒体在对案件进行报道时应当谨记这项原则，避免报道不当令读者产生先入为主的印象，以致“未审先判”。 　　以年初李双江之子涉嫌轮奸案的报道为例，在李双江之子被逮捕之后，《京华时报》将其手拿麦克风演唱的照片处理成戴着手铐被关进铁窗的照片，刊登在封面。尽管警方透露“犯罪嫌疑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从程序上讲，只要人民法院还没有对其定罪判决，他就仍然只是“犯罪嫌疑人”，而不是“罪犯”。这样的报道形式对公众造成先入为主的影响，存在一定的误导效果。 　　4.缺乏人文关怀，错误引导舆论。相对于拥有强大话语权的新闻媒体，未成年人无疑是弱者。媒体应当注意措辞，不“美化”犯罪的未成年人，也不“妖魔化”他们，正确引导舆论，发挥这类新闻真正的价值。历数媒体的报道，经常出现如《中学生缘何成为“摧花恶魔”？》、《早恋少年被判强奸，12岁幼女坚持相爱生下孩子》、《十四岁少年沉湎于黄色录像，蹂躏邻居家四岁幼女》等哗众取宠的标题。这些有违社会风俗的报道，迎合极少数受众的不健康口味，对社会的危害是巨大的。 　　媒体报道失范的原因 　　1.缺少对未成年人报道的监管和执行机构。2007年悉尼一个电台主持人因在节目中透露了一起杀人案中某个少年犯的名字，结果被法庭判决有罪。2009年英国“13岁少年爸爸”的报道风靡全球，最后由英国最高法院出面干预禁止媒体继续报道，才结束了这场风波。 　　在未成年人报道方面，各国都有明确的限制性规定，多数国家采取了法院监督媒体的方式，成效明显。相比之下，我国的法律规定具体而明确，但是不当行为仍时有发生，原因在于“虽有法可依，却没有赋予明确的机构来监管”。② 　　2.法律常识缺失，法治观念淡薄。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方略，但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缺乏这种法律环境。在一些国家，违背“无罪推定”原则的媒体审判被看作是轻视甚至藐视司法权威的举动，甚至会受到藐视法庭罪的指控。而我国的一些媒体在强大的市场利益驱动下，往往无视这一重要原则，很少有媒体事后公开承认自己侵权。 　　3.片面追求“新闻利益第一”，不顾职业操守。传媒行业竞争日益激烈，在“新闻利益第一”的思想指导下，有的媒体过分追求所谓“卖点”，制造爆炸性新闻，在追求最大发行利益的同时，忽视了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基本的宽容与关爱，抛却了职业操守。 　　规范媒体对未成年人犯罪报道的建议 　　规范媒体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报道，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成立监管机构，对媒体违法报道及时制止。可以借鉴国外由法律机构监管媒体的经验，赋予某个级别或类型的法院以这方面的监督职责，或设立专门的法律机构关注媒体的未成年人报道，以便及时对不当报道给予矫正和指导。 　　2.制定规章，细化对未成年人犯罪报道的规定。实施监管的法律机构制定具体明确的规章。在规章中应着重做到以下两点：第一，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