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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之子忆父我们从未走进彼此内心 　　在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上，“周扬”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他便获得最高领导人的信任，成为其文艺路线的阐释者和代言人。周扬政治命运的每一步，其实也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历史的一个缩影。 　　对82岁的周艾若来说，与父亲周扬的隔膜，其实在他7岁那年的分离便注定了，这种隔膜一直持续到父亲离世，“我从未感觉他作为一位父亲的回归”。他们父子之间，也从未真正走进过彼此的内心世界。 　　也许正因如此，看待父亲，周艾若多了一份冷静和审视。尽管他知道那是一个写不尽的周扬，尽管自己也与父亲一样从事文艺工作，但是，“我不愿意参与写父亲的任何传记”，周艾若沉默了一会，眼神移开，缓缓地说：“因为每次回头看他走的路，我都觉得，心，太痛了……” 　　以下是他的口述—— 　　上海记忆 　　我对童年的回忆是幸福而温暖的。我还记得，那时候总是躺在父母中间，在被窝里拱来拱去；小时候，我和弟弟迈克，头发都黄黄的，眼睛有点灰蓝，在那些大人们眼里，我们俩长得有点像西洋娃娃，所以他们每次一进门，都先嘻嘻哈哈地逗弄我们一番，然后再上楼和父亲谈他们的事。 　　那时候我太小，也不知道这些人的身份和背景，就是喜欢家里热闹。他们要谈事的时候，我们就赶紧躲开了。后来才知道这些来往的人，都是当时在文学界比较活跃的左翼人士。父亲忙的时候，妈妈就在外间一桌打麻将。后来才明白，实际上是替父亲望风。 　　更多的时候，我和弟弟是和妈妈在一起的。妈妈漂亮，温柔，闲时喜欢教我唱歌跳舞，描红临帖，唱京戏。到现在我还能从头到尾唱完妈妈教我的儿童歌舞剧《麻雀与小孩》。我想，我身上喜欢文艺的根，就是她在我心灵深处种下的。我记得妈妈还带我去电影公司拍电影，那是左翼文化人拍的一部电影，可是导演要我笑时我哭，要我哭时我又哈哈笑起来，所以那部电影也没有让我演到底。 　　没客人的时候，父亲就一天到晚埋头在屋子里，写作、翻译，很少出门。父亲早年在上海上大学时，读的是英国文学专业，也由此打下了他翻译的基础。在上海期间，他翻译了许多俄、美、日等文学作品和艺术理论文章。父亲后来又去日本留学，很多人回忆，那时候的他才气纵横、开朗潇洒，平时穿西服、打领带、穿皮鞋，还喜欢跳舞、爱去咖啡厅。从他给我们三兄弟取的名字——艾若、迈克、约瑟，也可以明显感觉出那时候他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应该说，父亲还是属于在五四时代的历史熏陶中成长的一代知识分子，身上有着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东西。相对英美文学，父亲对中国古典文学读得少一点，倾向于俄罗斯的、英美的东西多一些。 　　父亲从日本回国的第二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为“左联”的实际领导人。上世纪三十年代，也正是革命最艰苦、最残酷的时期。柔石、殷夫等左翼作家就是这一时期被秘密逮捕后惨遭杀害的。在那种形势下，父亲能够坚持下来，还是需要一定勇气的。当时，鲁迅等人都长期被国民党特务监视，父亲也不得不经常变更住所，以此摆脱特务的纠缠。所以，我童年的另一个印象，便是经常搬家。 　　众所周知，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父亲他们与鲁迅、胡风等人在上海有过一场“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的论争。鲁迅先生后来在文章里批评父亲“到处用手段”，还把父亲与夏衍、田汉、阳翰笙这几位一同去向他汇报“左联”工作的人，讥为“四条汉子”。 　　在我的理解当中，父亲他们当年只有20多岁，鲁迅40多岁，我觉得四条汉子对鲁迅不恭，是不存在的。另外，胡风的夫人梅志后来告诉我，那时候他们还经常来我家做客，所以我也根本不相信所谓两个口号之争像后来渲染的那么誓不两立。如果果真如此，胡风、梅志怎么会经常去我家做客呢？但是后来的政治斗争将这个本来属于文艺战线的讨论无限政治上纲，甚至升级到“反党”的地步——讽刺的是，当时父亲是代表中共去和非党人士鲁迅谈的，怎么到头来变成是他反党了呢？我想，鲁迅先生当年说这话的时候，应该是发个牢骚，或者顶多是个讽刺。大概他自己也不会料到，若干年后，“四条汉子”会成为一个罪恶的代号，而这个评价成了父亲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 　　我的母亲 　　母亲吴淑媛出身于益阳一大户人家，她的家世比父亲好得多。吴家是打太平天国起家的，外祖父在江苏瓜州当水军总督，曾三次见过皇帝。父亲与母亲算是青梅竹马，父亲小时候在我外婆家念私塾，他们互相有好感，老师做媒，他们很自然地成了一对，虽然那时候他们年纪还很小。 　　我的外婆特别宠这个女儿，视她为掌上明珠。我们一家在上海生活时，父亲没有什么固定收入，所以每年回湖南，其实就是回去要钱的，外婆每次都给母亲带回来一大包金首饰。母亲放在抽屉里，也不锁，每次没钱用了便取一件去换钱。当时有很多益阳的同乡和左联的朋友经常到我们家，这么多人没有收入，都是靠外婆给的那些钱维持生活。父亲晚年也曾对我说：那时候在上海生活全靠你的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