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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戏剧观念立场或方法 　　编者按：本刊从第二期到第四期连载周宁先生的《20世纪中国戏剧批评的基本问题》一文，周宁先生是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该文分三次载完，目次如下：《政治化与美学化：戏剧观念的正题与副题》（第二期）、《现代化与民族化：戏剧观念的坦途或迷途》（第三期）、《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戏剧观念的立场或方法》（第四期）。 　　【摘要】 20世纪中国戏剧理论批评的社会政治属性选择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而现实主义一旦担负起意识形态使命，势必放弃其科学性与客观性。当现实主义被规定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时，现实就不再是客观真实，而成为被指令的“虚构”。现实主义走向其反面，不是揭示真理而是创造幻觉。现实主义的堕落导致现代主义兴起，它打破现实主义的幻觉，从解放创作方法入手解放戏剧观念，但创作手法可以解放，创作原则却难以动摇；现代主义从政治权力手中解放戏剧创作的同时，却在市场经济面前解散了观众，戏剧探索无进路亦无退路。 　　【关键词】 真实；幻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 　　[中图分类号]J80 [文献标识码]A 　　三 　　1939年张庚提出“话剧民族化与旧剧现代化”的命题，认为不论“话剧民族化”还是“旧剧现代化”，出路都是现实主义。旧剧必须反映现实生活与革命斗争，才能为现代社会所接受；新剧的问题或许不在反映现实的内容，而在反映现实的方法，新剧如何为大众所接受？“话剧民族化”不但要求话剧在呈现形式上吸纳传统戏曲中的元素，使之能够成为一种适应于中国民众审美习惯的艺术样式，而且还要求它表现中国当时的政治斗争生活，唤起人们的革命意识。这一点无疑和“革命启蒙”精神的基本内涵不谋而合。实际上，张庚正是在这种特殊的思想意识形态的指导下来展开戏剧工作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谈论话剧民族化的具体实施方案时，张庚明确地指出：“现实主义就是民族化与现代化的最大的保证。”（1） 　　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问题，是20世纪中国戏剧理论批评史的三大核心问题之一。从新旧剧之争开始的20世纪中国戏剧理论批评史，在起点上就设定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正统性。这种正统性，在政治上来自现实主义艺术关注现实改造社会，肩负着社会启蒙政治革命的使命；在艺术上来自现实主义是西方戏剧的基本原则，从古希腊悲剧到幻觉剧场的西方戏剧传统与中国戏曲相比，总体上是现实主义的。现实主义既是政治原则，又是美学原则；既是戏曲现代化的出路，又是话剧民族化的出路。我们所说的三组大问题，戏剧本质的政治化与美学化、话剧的民族化与戏曲的现代化、创作方法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在思想上是密切相关、相互对应的。 　　现实主义是倡导新剧的根据，也是批判旧戏的根据。辛亥革命前后新剧提倡者们虽然没有明确的现实主义戏剧观念，但对戏剧的现实作用的强调，无疑为日后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戏剧原则的提出，做了充分的铺垫。新文化运动中戏剧批评在继承晚清民初戏曲理论批评的基础上，进一步引进西方戏剧观念，以西方戏剧为批评标准，来批判旧戏，认为旧戏不能反映社会现实，不能揭露中国传统社会的固陋，无法适应新文化运动的需求。这套观念虽然没有以明确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作为名目，但已完全具备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基本内容。 　　“五四”新文化运动大量引进西方现代戏剧观念，包括启蒙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以及现代主义，但新文化运动者对易卜生代表的现实主义戏剧推崇尤甚。他们将“易卜生主义”当作改革旧戏、建立新剧的尺度，新剧必是一种写实主义的戏剧，“肯说老实话”，“把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实在情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中国戏剧的出路，在于摒弃旧戏，建构以易卜生式的写实主义为核心的“纯粹戏剧”。以写实主义为核心的“易卜生主义”，成为新剧的创作原则与艺术追求。“新青年派”强调新剧社会启蒙和政治革命的作用，将其视为促进社会进步的工具，认为写实主义的新剧有利于戏剧的进步、人的自由与发展，他们推崇的所谓“纯粹戏剧”，就是肩负着启蒙社会、改革政治的功利主义使命的戏剧。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新文化运动推崇的西方写实主义，强调了其社会政治含义，忽略或扭曲了其知识与美学含义。西方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主张艺术以科学的精神再现现实生活，他们的创作方法建立在“认知的真实论”的基础上，现实主义艺术的第一信条是艺术家必须保持客观科学的态度，呈现客观现实，既不能主观随意地批评现实，更不能随艺术家的主观意图改变甚至歪曲现实。新文化运动者从写实主义角度推崇新剧，其实并不了解或者也无心了解现实主义戏剧的艺术内涵。首先是对“易卜生主义”的曲解，其实易卜生戏路很广，包括早期的浪漫主义戏剧和晚期的象征主义戏剧，所谓写实主义的“社会问题剧”只占其创作的极少部分；其次是根本不关心西方现实主义戏剧的艺术美学特质，即幻觉剧场的意义。所以，新文化运动提倡写实主义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