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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理、情感与日常书写回归 　　我一直没有将李一看成是单一的职业书法家，而是一位具有艺术情怀的学人。当然，他不是一个只空谈理论而不履实践的空头理论家，而是一位文墨兼修的具有通会意识的文化行者。艺术家成为学者，学者成为艺术家，在过去，这种提法恐怕是要被笑话的，但在今日，却实在是一个稀罕事。以我观之，今日专事艺术史、美学研究之学人，恐怕大多是不擅艺的。毕竟，在一个专门化的时代，在学术研究的同时，还要去写字画画，实在是一件十分分心的事，学问千古事，做学术是一辈子坐冷板凳的苦差事，有的人做一门学问就得花上一辈子工夫，何况还要兼通诸领域呢。所以，美术史论家不画画，倒也无可厚非。但是，做艺术的学问又是一个很独特的行当。事艺术之学，若不善创作，不谙笔墨之法，则难免隔靴搔痒、雾里观花。今天的中国，若能出康有为、黄宾虹这样学艺兼擅的艺术家，实在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所以，我十分佩服李一，他自小便深受家学之濡染，有书法之基，此后一直孜孜以求，并在章草创作上独有所成，于书法史精研有加，尔后又专涉美术之学。当然，李一并未把美术当成一门专门的学问，在他看来，美术学是一门涵盖面十分广泛的学问。在过去，书法是包含于美术学之下的，李一所涉的美术之学，自然包含了书法。所以，他的身份是多重的，既是美术史论家，也是书法史论家；既是美术评论家，也是书法评论家；既是理论家，也是创作家。 　　如果说他的学术文章体现了他对于美术史、书法史乃至文化史的理性思考的话，那么，他的那些自作诗词书法作品，则体现了他苍茫的历史情怀。在我看来，他的书法作品似乎没有一点的现代气息，而是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古朴感与沧桑感。他创作的素材并非都是宣纸，或者说，更多不是宣纸，而是各种各样沉淀了数千年的历史遗迹或类历史遗迹的样本，透射出来的是他对书法历史的深厚情感与沉重思考。李一完美地将书法的内容与形式结合起来，李一所谓的书法形式，并不是在章法上做文章，而是在书写材料上力争向历史还原，向日常书写方式还原。这种还原并不是一味地复制历史、拷贝历史、照搬历史，而是以当代人的视角观照历史、审视历史。这突出地体现在他大量的秦汉瓦当、陶器、石器、玉器、简牍、文书等的题跋上，李一的题跋书法可谓文辞优美，文书俱佳。他十分注重书法表现与书法环境及书法材料之间的和谐关系，他用那飘逸、古朴的章草为主的书体，让书法在这些陈旧的器皿上散发着历史的沧桑气息。与其说这是一种对书法形式、环境与情境的追求，不如说这是一种书写体验，这种书写体验，将自我与客体、当下与历史交融在了一起。这是一种历史情怀的当下表征，也是一个当代学人、艺术家对历史气息的敏锐捕捉。如果说没有丰厚情感的润泽，光靠理性的支配，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所以，李一是游走于学术理性与艺术感性之间。学术与艺术，体现了一个真实、丰厚、多维的李一。 　　当然，即便是上述这些，我以为还不能体现李一的全部价值。在今日之中国，兼通书法、美术诸领域者，自不乏其人，学人书法亦不乏其人，然能将学问与文气很好地融涵于书法者，则寥寥。作为一个专业的书法工作者，最主要还是得看其书法造诣。依我看，李一在书法上的独到之处，乃在于二：一是他对章草的研习与创变；二是他在日常书写上的回归。此二者，既是李一书法之要，亦是书法本体之要。今之善草者，多津津于张旭、怀素、山谷、觉斯之笔法，虽纵横恣肆，却难免过于浮泛，关键在于疏于对草书之本源——章草之探究，纵使偶有涉猎，也大多蜻蜓点水，所作章草徒有其形，难得其神。李一于章草可谓独有深境焉。他几十年如一日地研习章草，以章草为出发点，向中国书法史的纵向与横向四面发散开去，这恰恰体现了他独到的书法史和书法美学眼界。 　　笔者曾在《书法用笔大势论》中说过：若以章草为基，可上窥秦汉简牍之迹，下探行草之妙，又能溯隶书之源。不学章草，则无以探行草笔法之流变，无以窥简牍之形迹，学草不学章，则无以得其笔墨之凝重浑厚，无以得其古朴雅逸之格，徒流于浅薄浮滑。章草之形貌，正彰显其融会贯通之精神，正如做学问，若独专一学，不妨可以成为此领域的一个专家，但今日之中国，此种专家实在不缺，然独缺能融会贯通者。为此之故，做书法史论的不懂美学，做美学的不谙史论，做考证的看不起做史论的，而做史论的又看不起做考证的，做批评的看不起做实证研究的，做实证研究的又看不起做评论的。互相诋毁，互相鞭笞，若一任此风蔓延，则流毒甚巨。其实，关键在于学问没有通会造成的。民国时期学者，大多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故持论不至偏狭。以我看来，李一的书法与学问，就有如此会通之迹。 　　其会通有二：一为书法与书法的会通。具体言之，则是他以章草为核，融会贯通诸种书体。章草是贯通碑学与帖学的重要书体。知章草之要，则能熟练掌握行草之用笔，又能掌握汉碑与北碑方笔之精髓，还能窥探简牍率意之用笔，故不习章草，无以窥书法笔法史之精要！从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