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生产与文化传播.docVIP

知识生产与文化传播 　　在近代中国，参与知识的生产与文化的传播的行业、机构很多，出版业当在其中，出版人和出版社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不可缺少。然而，出版社中能传承百年者却为数不多。2012年，中华书局度过百年华诞，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周佳荣教授主编的《百年传承：香港学者论中华书局》一书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对于我们认识和了解近代中国知识的生产与文化的传播不无裨益。 　　一 　　在笔者看来，出版社不仅是单纯的文化机构，以编辑出版发行各类图书、教科书、期刊为天职，更是出版人干预社会、表达诉求、树立社会形象的利器。1912年元旦在上海成立的中华书局，实际上就是出版人陆费逵、戴克敦、陈寅、沈颐和沈继芳等发现商机之后，谋求发展的一次成功尝试。 　　辛亥革命爆发后，思想保守，具有保皇情结的商务印书馆掌舵人张元济断定“革命必不能成功，教科书不必改”。可是善于审时度势的陆费逵却集资2.5万元，与戴克敦、陈寅等人日夜兼程编辑拥护共和的教科书。民国成立后，把握时代脉搏的教科书一经中华书局出版，便迅速占领了市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领先一步，将商务印书馆甩在身后。因此，香港学者蔡思行指出：“中华书局的成立，正切合1912年中华民国共和政体的建立，需要适合共和政体新型教科书的历史大势”[1]。斯言极是，如果没有陆费逵等人对政局变化的准确预判，就不会有中华书局的华丽登场。 　　除了对时局的准确把握之外，中华书局的掌舵人还顺应时代潮流，积极投身杂志出版，打造知识生产与文化传播的轻骑兵和先锋队。陆费逵观察到“一国学术之盛衰，国民程度之高下，论者恒于其国杂志发达与否觇之”。而杂志在知识的生产与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担负着与教科书并不完全相同的使命，特别是对不在校园中读书的社会大众而言更是如此。在他看来，“杂志多，则学术进步，国民程度亦高。而学术愈进步，国民程度愈高，则杂志之出版亦愈进也。”[2]因此，中华书局成立不久，即于1912年创办了《中华教育界》。 1914年，又相继创办了《中华小说界》《中华实业界》《中华童子界》《中华儿童画报》等杂志。因为出版的这些杂志“销路尚佳，评论颇好”，所以在当年的12月，陆费逵于中华书局第五次股东会上报告未来的营业方针时，明确指出“除教科书外，希望较大者为字书及杂志”。可以看出，此时的陆费逵已把教科书、字书和杂志作为中华书局重点出版物。次年，中华书局又创办《大中华》杂志，邀请梁启超出任主笔，以3年为限。加之同年创办的《中华妇女界》《中华学生界》，中华书局推出了“八大杂志”。对于中华书局面向各界读者进行杂志编辑、发行业务的布局，涉及政治、文化、教育、实业、儿童、学生、妇女等近代社会各个重要议题的作为，香港公开大学教授赵雨乐认为实乃“从最广泛的读者阶层，推拓至适切于中国的改革方案”[3]，有利于启蒙社会大众。 　　中华书局所创造的这种同时出版书籍与期刊的“书刊文化”，究竟在哪方面有别于报社兼办杂志及杂志社独自出刊的“报刊文化”呢？主编周佳荣指出，近代中国出版文化的发展与书店同时编印杂志是息息相关的，书店期刊对出版社的其他出版物起了宣传、推广和促销的作用，同时也聚集了一批作者向书店投寄和撰写文稿，其中不少文稿得以累计成书，编印单行本，成为另一种出版物。更为重要的是，书店借着创办杂志的关系，与众多作者以至各方面的专家学者保持经常而密切的关系，编辑们在物色著书人选时，更是如鱼得水、知所取舍，[4]这既有力地推动了图书出版，又有益于图书与期刊的互动，形成某种优势，从而更好地生产知识、传播文化。 　　在近代中国，书籍、杂志兼具了“商品”和“文化” 双重性格，对引进新知识和新思想，以至影响整个时代的文化与教育，扮演主导者角色。[5]中华书局在形式上与性质上，虽然是一个私营出版社，但对于国家的知识生产与文化传播也有所兼顾。这同样与陆费逵等中华书局的创办人及其同仁的努力分不开。正如舒新城所言：“因为要谋公司的生存，不能不注意于营业，同时觉得过于蚀本的东西，又非营业所宜。在这‘左右为难’的境况中，我们只求于营业中，发展教育及文化，于发展教育文化之中，维持营业。”[6]对于他们做好文化精神产品供社会大众阅读消费，借以发展教育与文化事业的努力和贡献，应该予以充分肯定。 　　二 　　显然，中华书局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与出版人、编辑、作者、印刷者、发行者、读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们在不同的环节上参与着知识的生产与文化的传播，然而在以往撰写机构历史的时候，学者们颇为倚重机构本身所保存的档案资料、年报、内部和对外的通信、数据统计等等“客观”的文字资料，而以机构中的“人”作为撰写机构历史的主体对象，在已有的书写中并不多见。针对这种情况，蔡思行提出自己的看法，倚靠机构档案资料来勾画机构发展的历史，固然能客观并正确解答“何事”的问题，却没有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