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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州窑与泰国古陶瓷“历史公案”初解 　　北朝始烧、延绵至今的磁州窑，是充满生机的艺术奇葩。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磁州窑吸纳了大量的其他文化元素，同时也将其代表性的“白釉黑彩”艺术符号传播到大江南北，风靡海外。泰国古代陶瓷就与磁州窑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而记述这种联系的有关资料却详略、内容不尽一致，纠结成一起“历史公案”。本文拟根据有关文献记载、考古发现以及磁州窑与泰国古代陶瓷的比对研究，对这起“历史公案”进行初步的解析。 　　有关文献资料与解读 　　（一）有关文献资料 　　1.冯先铭先生在《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出土的中国瓷器》一文中记述，“据泰国文献记载，13世纪后期素可泰王朝要求元王朝制瓷工匠到泰国传授制瓷工艺技术”（冯先铭：《冯先铭中国古陶瓷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两木出版社，1987年，第552页）。 　　2.叶喆民先生在《中国陶瓷史》一书中记述“据国外文献记载，泰国（暹罗）拉麻卡曼国王曾于1294-1300年（元至元三十一年至大德四年）两次访问元大都，并带回陶工传授中国制陶工艺”（叶喆民：《中国陶瓷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474页）。 　　3.赵学峰主编的《中国磁州窑典籍》一书记载，“元大德年间，泰国国王到元大都拜见元成宗时，曾提出招聘磁州窑工”（赵学峰：《磁州窑典籍》，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36页）。 　　4.胡德智、万一先《灿烂与淡雅 　　朝鲜·日本·泰国·越南陶瓷图史》一书中记述，“据《元史》载：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贞元六年（1295年）、至治三年（1323年），素可泰国王多次遣使来华，回国时带会不少中国帝王赏赐的织锦、瓷器，还带回一些陶瓷匠师”（胡德智、万一：《灿烂与典——朝鲜，日本·泰国·越南陶瓷图史》，广西美术出版社，1999年，第158页）。 　　5.杨永曦在《中国古陶瓷对泰国陶瓷的影响》一文中记述，“据日本学者三木荣民研究（宋胡禄图鉴序言）和征引古文献记载：在公元795年的唐代，传说有中国陶匠十人，到泰国传授烧瓷技艺。到公元14世纪的元代，素可泰国王蓝摩甘亨王为发展泰国陶瓷业，利用到北京进谒元朝皇帝的机会??归途经磁州窑时，又招聘了中国匠师到素可泰开窑传艺，使泰国陶瓷业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杨永曦：《中国古陶瓷对泰国陶瓷的影响》，《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八辑，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第202页）。 　　（二）文献资料的解读 　　笔者在查证上述文献资料时，注意到不管是中国文献还是国外文献，甚至有明确的年号，遗憾的是均无引注出处，甚者年号有误。笔者又查阅《中国古陶瓷文献集释》（冯先铭主编）、《中国地方志中的陶瓷史料》（梁宪华、翁连溪：《中国地方志中的陶瓷史料》，学苑出版社，2008年，第27-31页）和《中国陶瓷古籍集成》（熊廖、熊微：《中国陶瓷古籍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6-8页、第160-190页）等文献辑录，亦未发现相关记载。这无意间就形成了“历史公案”。然而上述资料值得重视的是：五处文献记载均指向一个历史时期即元代；一个历史事实即中国工匠到泰国开窑授艺，其中两处指明磁州窑，其余文献记载涵盖了磁州窑，上述五处文献中有三处明确指出中国的工匠到泰国传授制瓷技艺；两处仅有要求（招聘），其中一处指明了磁州窑。据此，笔者以为众多知名学者在其著作中引述的文献，虽详略及内容不尽一致，但不可能是空穴来风。所以，笔者试图通过其它方法来求证磁州窑与泰国古陶瓷之间的关联性。磁州窑与泰国古陶瓷的基本情况 　　（一）磁州窑概述 　　磁州窑主要经过北朝、隋唐、宋金及元明清四个主要发展阶段。根据现有的资料，北朝时期主要有曹村、北贾壁和临水等窑场，主要生产各色釉陶、青釉瓷器等。隋唐时期，主要集中在临水窑场，出产青釉瓷器、白釉瓷器，三彩陶器等。宋金时期，主要集中在观台中心窑场，此时名窑俱显，磁州窑以其洒脱奔放的风格、贴近生活的题材以及独具匠心的技艺赢得了社会的普遍认同，并迅速将其符号性的”白釉黑彩”文化元素传播四方，形成了庞大的“磁州窑系”。元明清时期。彭城窑场在临水和观台等地窑场的影响下，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形成了新的陶瓷烧造中心。 　　（二）泰国古陶瓷概述（本文此部分文字根据谢明豇：《海上丝路·看见东南亚——古陶瓷·陶瓷村·现代陶艺Ⅱ》有关内容整理而成，台北县立莺歌陶瓷博物馆） 　　目前泰国境内发现的陶瓷烧造系统中，早期没有上釉的陶器，最著名的就是出现在纪元前后的班清文化陶器，有彩陶和黑陶两个系统。最早的施釉陶器有人追溯到7-10世纪Davaravati佛教王国时期的灰釉陶。接着发展的是高棉（Khmer）高温灰釉陶，是高棉王朝最盛期（9-13世纪）生产的。主要有淡绿色或淡黄色的透明高温灰釉器物和黑褐釉器物。13世纪以后，随着傣族的兴起，高棉高温灰釉陶器也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