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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救赎背后罂粟花 　　摘 要：严歌苓在2007年出版的中篇小说《金陵十三钗》选取“南京大屠杀”作为事件背景，回顾了日军侵华时惨绝人寰、生灵涂炭的社会状况。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细腻的笔法描写了十三个妓女形象，并且她们以勇敢无畏的行为获得了心灵的解放和自我救赎。 　　关键词：金陵十三钗 妓女 人性 女性 严歌苓 　　伴随张艺谋的电影《金陵十三钗》的放映，严歌苓早在2007年出版的中篇同名小说《金陵十三钗》也被拉入了大众的视线，对其的研究也越来越丰富，其中，最为大众所关注的人物就是十三个秦淮河女人的形象。在此，纵观前人对《金陵十三钗》的研究，大都从文本中各类人物的角度探讨人性的罪恶与高尚，在正义与邪恶之中突出了日本士兵侵略的可耻，揭示出妓女从战争中体现出来的，与世人通常对其理解不同的自我救赎和人性之光。本文意在从妓女这一独特群体出发，借助以女学生为代表的“圣洁”与以妓女为代表的“肮脏”的对比，关注不同群体的心理变化，来探讨文本中对于妓女这一形象的描写与颠覆，以期求得更加深入的理解。 　　一、 女性的弱势与妓女的“肮脏” 　　自古以来，在进入文明时代的普遍意识形态之中，女性的地位与能力远远不如男性，在远古的母系社会结束之后，人类义无反顾的走入了男权统治的时代，一直到今天，我们也无法完全从绵延了数千年的男性权威中脱身而出，真正的走向男女平等。 　　小说《金陵十三钗》选择“南京大屠杀”这个典型环境当作小说的创作背景。在战争这个特殊背景下，男性作为力量的化身可以在战场上拼杀，而本就是处于弱势群体的女性，则需要另一社会属性的成员――男性的保护和营救，这时，女性在充满战火的社会中没有任何价值。在以往的文学作品中，虽然描写战争与女英雄的实例也数不胜数，但就其本质来看，处于战争情况下英勇无畏的女英雄往往伴随着第二性征的退化。女性英雄的出现往往是她们有着相同于男性的第二性征，拥有同样的力量，能力与身体条件，使得他们在战争中拥有与男人相同的行动力杀伤力。这种现象本身也是对于女性形象的否定与轻视。 　　正是在这种男权视角???，以西方为主将女性形象被分为两种截然相反的类别，即“天使”与“妖妇”。“天使”即是在男权意识指导下，由男性以其审美特征创造出的理想化的女性形象，她们有着美丽、温顺、纯洁、善良等性格特点，有着包容的胸怀，完全臣服于男性的指挥。这种“‘天使’女性一直维系着现实社会中的道德信念、审美情趣和人性原则，对现实生活中的女性有着极强的文化规范作用。”[1]在《金陵十三钗》中，从小在教堂上学的家境殷实的女孩子们对基督教义耳濡目染，形成了善良温顺，言听计从的品行。她们拥有着纯洁的心灵，天真的面孔，严格的自律能力，顺从的履行交给她们的每一项任务。她们不谙世事，仅仅是在教义的约束之下洗涤灵魂，她们圣洁的歌声有着极强的救赎能力，可以让“实施奸淫的侵略者失散的人性突然在此刻收拢一霎”。而与此相对的“妖妇”则是由于男性对女性厌恶惧怕心理而出现的女性形象，那些不听从于男性，坚持个性自我的女性都被丑化为“妖妇”，具有邪恶、淫荡、狡诈的个性特点。闯入教堂的十三个妓女就是《金陵十三钗》中妖妇的化身，在基督徒的眼中，她们是依靠美貌与身体换取金钱的低贱女人，具有足够吸引男人的魅力，使得处于男权社会中的男性倍感压力，出于惧怕的心理对其进行丑化。 　　小说正是在处于完全对立的两方――女学生与妓女的矛盾前提下展开的叙述，妓女们进入教堂后的生活完全被天使以及守护天使的男人们排斥在外，圣洁的天使们反对妓女融入她们的生活。学生们不让妓女们使用厕所，不允许她们同桌吃饭，在食物配给上更是大不相同，愤怒到极点时破口大骂“臭婊子”，甚至大打出手，在教堂中的男性代表们在这种情况下所维护的是神圣的女学生，“肮脏”化身的妓女形象则是受到了极大的否定。 　　二、 “圣洁”与“肮脏”的趋同 　　在小说中，严歌苓极度渲染学生对妓女的厌恶与憎恶，然而在细微之处也表现出了作为女学生对于妓女生活的欣羡与强烈的求知欲，站在人性的角度上表现出了“圣洁”与“肮脏”的趋同。 　　首先，作为圣洁一方的女学生在“肮脏”的妓女入住地窖之后表现出了强烈的好奇心，私下里谈论着哪一个妓女最漂亮，并提出不同的答案。早在妓女闯入教堂之时，书娟等人就暗自趴在窗上好奇的张望着这群红红绿绿的女人，并且“女孩们在楼上看戏不过瘾，一个个爬下梯子，挤在圣经工场的门口”[2]。在英格曼神父的大声呵斥下，女孩们才一一缩回脖子。这种与生俱来的对于世俗中放纵情欲的另类女性的好奇心是不可遏制，也是无法遏制的，她们这种听话顺从是男权社会对于女性束缚的最大的表现。纵使这样，还是无法压制女学生们强烈的求知欲，她们在暗中默默的注视着妓女们，并且不惜趴在地窖的通风口关注她们的一举一动。女学生们的心思是很复杂的，她们一方面对于妓女的生活怀有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