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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领导干部读网”大生意 　　2013年前8个月，新华网舆情监测中心主任段赛民有一半时间是在内地小城市度过的。这些区县把他请过去，为的是想建立一套监测互联网舆情的系统。 　　微博反腐、网络实名举报，过去两年汹涌澎湃的网络舆情，重塑了中国民众表达诉求的渠道，一个专门帮助政府获知网络舆情的产业随即诞生并被催熟。 　　通过对躲在电脑背后的网民进行监测和调查，这门舆情生意现在已经深入到中国内地的区县各级行政机关。 　　网络舆情的挑战 　　舆情监测业兴起于2007年。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网民由被动接收互联网信息逐渐转向主动创造互联网信息，网民议政更加心直口快。山西黑砖窑、华南虎照等事件正是通过网络民意不断升温，最终演变为重大的公共事件，“网络舆情从那时起越来越受到各方重视。”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秘书长单学刚向记者回忆。 　　2008年6月，时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在人民网“强国论坛”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这是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首次在网络上与公众直接沟通，加上一系列网络事件，2008年被内地媒体称为中国的“网络问政元年”。 　　此后，包括微博、微信等移动互联方式的兴起，不断改变传统的信息传播机制。一条信息从出现到形成舆论热点的周期，从原来的24小时缩短到现在的4小时、1小时，甚至更短。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做出解释、反馈、制定应对策略，就可能出现舆论一边倒的局面，甚至可能面临铺天盖地的误解、质疑与责问。 　　“这对政府机构以及企业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传统的信息采集方式很难做到在黄金4小时内做出反应，必须借助新的技术手段。”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称。 　　于是，做网络舆情监测生意的公司出现了。一套舆情监控软件的价格从几万到几十万元不等，但针对一些财政有困难的区县或者欠发达地区，也可以不购买软件，每年缴纳几千块钱使用费就行。 　　进入舆情行业者，有靠技术起家的软件公司，如方正集团和谷尼国际软件；也有依托传统媒体延伸出的增值服务，如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及新华网舆情监测中心；甚至还包括一些咨询、广告与公关公司。 　　方正集团是国内较早研发网络舆情监测技术的公司。方正电子产品总经理李崇纲称其最早借鉴了美国成熟的舆情监测分析软件，如美国国土安全部与国际知名厂商Autonomy公司生产的概述新闻报道中公众意图表述的软件，能分析民众意愿，把握社情民意的走向。 　　方正曾经想借助这些美国公司的经验共同合作研发，但发现双方对需求的理解存在巨大差异。这些外国公司擅长监测新闻类信息，但对于论坛、贴吧、博客等信息没有深入挖掘的潜在需求，但中国政府客户恰恰要对这些信息进行舆论监测。 　　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截至2013年7月的数据，中国网民规模达到5.91亿，手机网民规模达4.64亿，使用微博的用户达3.3亿，微信用户亦突破了3亿。舆情的主导权，从过去由传统媒体或门户网站控制，已经转变为千万个公民意见的聚合。 　　“帮领导干部读网”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是国内较早介入网络舆情监测的媒体机构之一，其核心客户也是各级政府部门，如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浙江省政府、武汉市纪委、扬州市委在内的一百多个机构和大中型国企。 　　2009年，人民在线公司成立，将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纳入其中，他们最终确定网络舆情研究为主要发展方向。 　　与方正这样以搭建监测平台为主的软件公司不同，人民在线主打以分析、研究和提供应对策略为特色的舆情报告。在它创办的人民网舆情频道，仅舆情师就有上百人，并出版了有正式刊号《网络舆情》的内参，每期发行一万多份，口号是“帮领导干部读网”。这份杂志被网友调侃为史上最贵杂志，每年订阅价格是3800元。 　　人民在线舆情服务的费用一般以年费或项目形式计算，弹性较大，一年年费或一个项目的费用可达几十万甚至成百上千万元，单学刚称，预计2013年舆情监测收入能突破1亿元，“区县一级政府的小单子我们都不怎么做的”。 　　成立稍晚的新华网舆情监测分析中心则认为区县一级政府是一个广阔的市场，他们为此搭建了全国唯一的区县舆情监测平台。一直以来非常重视小微舆情的主任段赛民称，区县如今最需要搭建一个专业的舆情监测平台，“光靠人工监测无济于事，我们搭建好软件平台，给他们一个远程账号和密码，他们设定好关键词，就能针对涉及本地相关敏感领域信息的24小时监测及预警”。 　　段赛民称，地方政府默认搜索的关键词一般涉及民生与维稳的领域，像“公安、城管、拆迁、城镇化”等。与宣传部门的采购量相比，政法系统的购买量更多一些。他同时称，与区县一级政府不一样的是，舆情较多的省市政府更希望给他们搭建一套有针对性的舆情监测平台。出于隐私目的，“他们更希望监测数据存在自己的服务器里”。 　　在段赛民看来，网络舆情监测并不等于专盯负面消息。关注社情民意，聚合网络舆情中涉及某个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