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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永恒机构还是应时存在 　　摘要：大学是以其不可替代的“知识源泉”地位和“社会良心”形象来满足社会的共同期待，从而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确立自身在社会永续发展的“合法性”。然而，中国大学在“知识”和“道德”方面的双重失落，使自身深陷困境。通过深入解析和探寻中国大学的危机及其根源，提出大学改革的设想，即“大学特区计划”，以重拾社会信心和公众认同。 　　关键词：中国大学；合法性；危机；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1）04-0022-05 　　 　　在研究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个发人深思的现象：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的高等教育历史悠久，高等教育机构出现的时间也较早，但常常无法延续，时兴时废，如同我国王朝更替一样，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跳不出“兴废”循环，与特定的王朝联系太紧密，依附于时代政治的特性极为明显。春秋时代的诸子私学、战国时代的稷下学宫、宋代的书院，皆为当时之盛，然而随着王朝的兴废更替，大都“灰飞烟灭”了，没有一个机构能够长久延续下来。进入近现代，作为“舶来品”的大学制度的命运，同样难以例外。清末的“大学堂”制，民国的“国立大学”制，新中国建国之初的大学改造，改革开放后的大学改革，一会儿学习西欧，一会儿学习日本，一会儿学习美国，一会儿学习苏联，一会儿又向欧美转向，短短百年，大学制度变革如同走马灯，让人眼花缭乱。每一次改革或革命的理由似乎都是不证自明的，而且非得干脆彻底、脱胎换骨，容不得特例的存在。回顾历史，任何关心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人都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对于中国大学，我们未来究竟应该把它建设成永恒的机构还是只作为应时的存在？这一问题的核心，就是社会对大学的“合法性”要求。 　　 　　一、现代大学的“合法性”审视 　　 　　大学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高等教育系统的核心和主干。作为社会机构和制度实体的大学，它的出现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它能否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必须经过社会“合法性”的检视。“合法性”这一概念最初是由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8226;???伯提出的，用以指人们对统治地位的确认和服从。但在后来的使用过程中，这一概念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大，它的内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合法性”成了一种价值要求，要求对一切有形或无形的机构、制度等做出论证，以赢得人们的承认，进而获得存在和发展的依据。这是思想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因为它意味着没有任何事物或现象可以自我宣称为天然合理的、不容置疑的，要获得社会的认同和支持都应当进行辩护和论证，接受“合法性”检视。 　　关于大学的合法性问题，一直以来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和众多的争论。在论证大学存在的合法性时，历史上出现过两种主要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思潮，一种是理性主义的观点，一种是功利主义的观点。美国高等教育思想家约翰#8226;S#8226;布鲁贝克则概括为认识论哲学和政治论哲学。目前这两种思潮正日益走向融合。虽然关于大学的合法性问题至今仍在争论不休，一些激进人士更是提出过“非大学运动”，但现代大学作为一个整体与其在18世纪所遭遇的生存危机已不可同日而语。现代大学所遭遇的的合法性问题，已不再是“有无存在的必要”等问题，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应该怎样存在”以及“怎样的存在才是最好”等问题。 　　刘会胜周小金：中国大学，永恒的机构还是应时的存在由于现代大学“应该怎样存在”以及“怎样的存在才是最好的”涉及到价值判断和选择，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自是见仁见智。但从中外大学发展的纵向考察和横向比较中可以发现一些端倪，找到一些共识。在西方，大学的出现在很大程度是为了满足和实现人类与生俱来的好奇心，追求知识，追求真理，“以学术为志业”，探究知识的最高境界成了大学的使命与责任。为了完成这一使命，大学通过制度建设有效地保障和凝聚了大学发展的活力和成果，并以组织的力量与社会其他强势力量，比如教会、世俗政权进行了长期的抗争，从而获得了自身的学术独立和学术自由权。这种独立与自由权最重要的一个表现是，大学作为一个社会机构，在精神上并不也无需依附于任何其他力量，甚至需要通过批判和蔑视任何依附思想和行为，从内部自主确立一套知识（学问、科学、真理或理性）标准和评判体系对社会“发声”，并以其巨大的知识贡献确立自身的“知识源泉”地位。 　　“据统计，迄今为止，足以能够影响人类生活方式的重大科研成果中的70%诞生于世界一流大学”，“1946-1981年诺贝尔奖成果的70%是在世界一流大学中做出的” ［1］，正是这一无可比拟的知识优越性使社会普遍认同了大学的价值和意义，最终成为与政府、教会、企业相抗衡的力量，进入“社会轴心”行列。在西方，大学被社会认同的标志性事件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57年关于斯威兹诉新罕布什尔州案的判决。在判决中，大法官费利克斯#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