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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育成本分担机制角度分析研究生收费制度 　　[摘要]根据研究生教育成本分担机制理论，分析我国2014年实行研究生全面收费的政策。研究表明，国家这一政策是在各方面条件都已相对成熟的情况下出台并实施的。实施研究生全面收费的新机制可以促进学生学习积极性，有利于学校更加公平合理地选拔研究生。另外，这一政策也不会对二区高校的招生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在原先体制中，二区的院校往往因为公费名额较多吸引了较多考生，在新体制实施后，国家相关的调剂政策以及考生自身求学的动机可以减少二区高校招生受到的冲击。 　　[关键词]教育成本分担；全面收费；教育公平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3）28-0064-04 　　[作者简介]郭娜（1989―），女，安徽合肥人，广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2012级在读硕士。 　　2013年2月，中央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建立健全研究生教育收费制度。从2014年秋季学期起，向所有纳入国家招生计划的新入学研究生收取学费。根据现阶段全日制学术学位研究生的收费标准，硕士生不超过8000元/年、博士生不超过10000元/年，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以及已按规定实行收费政策的研究生暂执行原收费政策。这个政策一经出台，就引起了社会及众多学子的广泛关注。本文从教育分配体制的角度入手，对研究生收费制度作简要分析。 　　一、全面收费时机已经成熟 　　研究生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应实行以政府投入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担培养成本、多渠道筹措经费的投入机制。从国际经验看，对研究生收取学费也是国际通行做法。我国研究生教育经过30多年的探索，研究生全部实行自费势在必行。 　　其实，在2005年，甚至更早的时候，我国部分高校就已经开始尝试研究生全面收费政策。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等从2006年开始试点研究生培养收费改革，但由于政策和教育主管部门行政的干预，这一改革没有得以继续实行。作为教育部最早进行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试点的三所高校之一的西安交大从2006年秋开始全面实施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根据规定，西安交大改革前博士生资助额（不含资助的培养费）最??为9360元/年，改革后最高为14400元/年，增加5040元/年；改革前硕士生的资助额最高为4800元/年，改革后最高为8400元/年，增加3600元/年；改革前全校99.25%的博士生获得资助，80%的硕士生获得资助，改革后100%的博士生获得资助，85%的硕士生获得资助。改革前博士生奖学金只能享受3年，改革后博士生奖学金可以享受4年。改革前全校用于资助研究生的经费额度为5232万元/年，改革后为8466.8万元/年，资金增加3234.8万元/年。[1] 　　我国研究生学费制度采取公费、自费双轨运行模式已有十多年的历史。目前，大多数培养单位都通过委托培养、自筹经费等方式收取学费，只不过收费对象不是面向全体学生。我国现行研究生招生录取类别分为两项四类，即计划内和计划外两项，计划内又分为定向和非定向，计划外又分委托培养和自筹经费。计划内的定向生和非定向生由国家按招生指标下拨培养费，是通常意义上的“公费生”；计划外的委培生由委培单位出资（也有些由个人出资），自筹经费生由个人或导师出资、或导师和个人共同出资，这两者都是通常意义上的“自费生”。现行的研究生学费双轨运行模式是从1985年开始实行的，此前我国研究生教育实行的是单一的国家财政模式。现在所说的研究生培养收费改革，实际上是指全面收费问题。 　　1958年，教育经济学约翰?维泽（John Vaizy）出版了《教育成本》（The Costs of Education）一书，最先提出了“教育成本”的概念。1986年，美国教育经济学家约翰?斯通首次提出“教育成本分担”理论，阐述了由政府、学生和社会有识之士（捐赠）共同分担教育成本的合理性，从理论上证明了研究生教育成本不应该由单一主体来承担，而是应该由政府、学生和导师、社会等共同承担。这样做的好处是加大教育资源的合理利用，促进人才培养的优胜劣汰。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所依据的价值基础可以追溯至西方经济学开山鼻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斯密认为个人为教育或培训付出的成本是对未来有收益能力的一种投资。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1954年创立的公共产品学派也认为，作为准公共产品的高等教育服务，应由政府与消费者（受教育者）共同承担其成本，受教育者直接负担教育的形式是学费。因此，学费从性质上来说，应是高等教育服务的成本分担，而不是高等教育服务的价格。[2]研究生教育成本分担是从发展我国研究生教育和改革现行研究生教育机制的需要出发，使研究生教育成本从目前基本上由政府承担的单一的方式，转变为政府、学校、社会和学生（及其家庭）多种渠道共同承担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