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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拉姆影响下早期中国传播学认识偏差 　　摘 要：施拉姆来华访学已有三十年，一直被誉为具有启发意义的“破冰之旅”。三十年中大陆传播学界对于施拉姆的评论已有一些显著变化，且施拉姆传播学理论存在着明显的硬伤，也对中国早期传播学的发展带来一些认识偏差。客观认识施拉姆传播学理论中的问题及正确看待其对中国传播学发展的影响，是总结三十年前施拉姆“破冰之旅”的必要工作，也将会对今后中国传播学的发展起指导意义。 　　关键词：施拉姆；反思；认识偏差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6-0146-02 　　早期的中国传播学研究出现过三种认识偏差，甚至影响至今，这三种认识偏差与施拉姆及其学术观点的早期影响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关系。第一，圈限了狭隘的传播学研究框架，即对传播学的最初认识等同于美国的经验主义传播学；第二，对传播学边缘学科性质的模糊定位招致传播学研究的泛化，似乎所有学科都可以进入到传播学的研究视域，或以套用传播学的相关概念开展所谓的跨学科研究，并纷纷以此为名进行学术上的“圈地运动”；第三，在基础理论与研究范畴尚未明确的情况下，仓促提出“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研究方向，庞杂的研究成员背景与名目繁多的研究成果预示着该研究领域必将出现的争议与危机。 　　一、圈限狭隘传播学研究框架 　　施拉姆所言之传播学，其实就是所谓的经验主义传播学，这也是1982年来华访问与讲学的施拉姆所强调的的研究框架与学术理论。然而，这种以实证作为主要研究手段、以提高传播效果作为主要研究目的的研究范式在“20世纪50年代……渐渐走入僵化，不再有新意，不是因为无话可说，而是因为已经穷尽了自己的逻辑”。“到了20世纪80年代，传播学（即经验主义传播学—作者注）几乎可以说是全面停滞，许多传播学的重要概念被认为是伪命题和非学术命题”[1]。而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传播学研究中为数不多的批判学者们早已在寻找与挖掘新的具有解释与补充价值的理论依据，“本来已经在学界取得一定影响力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法兰克福学派思想、文化研究思想一道，对施拉姆的传播学科??成了思想上的合围。[1]” 　　也就是说，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所接触的想象中的西方传播学的前沿理论，在当时却早已存有严重的学理危机并在西方传播学界广为质疑与诟病。 　　当时大陆刚刚改革开放，社会各领域所遵循的恰似“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耗子就是好猫”的哲学逻辑深刻影响着大陆学界研究传播学时的实证研究、效果研究、受众研究取向。在施拉姆来华之前，复旦大学所开设的传播学选修课即包含有传播的含义、传播学发展史、传播的构成要素、传统路线与符号传送、传播的回馈、“把关人”等内容[2]，而这些其实就是美国经验主义传播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也有学者撰文证实在施拉姆来华前，席勒也曾有来华计划但因故搁浅，有人认为若是席勒先于施拉姆来华，中国传播学研究可能会走向批判学派的研究路径。但在实际上这种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所强调的是“发展”二字，需要的是应用型理论而不是重破轻立的批判理论，即使席勒来华宣讲批判学派的相关理论，恐怕也难以产生如施拉姆来华般的强烈反响，即便在当时的环境下席勒的理论可以得到学界的认可，恐怕也难以得到政府与业界的理解与重视。 　　如果大陆的传播研究按照施拉姆来华时的宣讲一根筋地走经验主义的路子，或许早已同美国传播学一样陷入研究范式的危机。幸运的是，经过短暂膜拜之后的中国传播学界很快意识到施拉姆传播理论的狭隘之处以及批判学派理论对于经验学派的补充意义，并能够将之融入到最新的研究成果之中，加之近年所强调的媒介环境学派，在中国大陆传播学界已经逐渐重视三大学派的综合与相互借鉴，目前我们所面临的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并正确综合运用多种传播学研究范式以解释与指导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并产出最具价值的传播学理论成果。 　　二、传播学研究的泛化 　　传播学研究的泛化趋势首先缘自于其先天的边缘学科的学科性质，直接表现为跨学科研究的繁多名目。由于传播学的基础理论大都出自于新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学者的理论贡献与学术移植，因而极易与其他具有相关性的学科相结合开展进一步的有益的研究，且往往容易得出新的理论成果。但传播研究的开放性并非意味着其可以毫无边界与底线地肆意泛化进而与所有学科随意交集，这种跨学科研究的边界与底线即必须要受到“相关性”的限制——二者学科的基础理论之间必须具备可以用以相互解释的最基本的联系。但同时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即使可以用传播学理论解释其他某一学科中的现象与问题，也并不意味着这一学科中的课题都具有以传播学视角展开研究的价值。真正具有价值的跨学科的结合性研究，必须能够产生新的研究成果以进一步指导双方学科的发展，这个新形成的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也应该同时具备后续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