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闹大”与“政府兜底”当前农村社会冲突管理逻辑建构.docVIP

“农民闹大”与“政府兜底”当前农村社会冲突管理逻辑建构 　　一、问题的提出 　　农村社会冲突是指，政府之外的农村社会主体之间发生的矛盾、争执、争夺、竞争的紧张状态。随着农村社会传统血缘地缘连接纽带的松散和瓦解，农民不断分化，使得利益主体独立化和多元化，利益矛盾和社会冲突逐渐凸显，同时传统社会行之有效的规范逐渐失去功能，难以规训人们的行为。因此，农村社会冲突便容易溢出村庄，成为公共冲突，其涉及面和影响都较为广泛和深刻，对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直接造成冲击，需要具有公共性和权威性的第三方进行干预。冲突管理过程中第三方干预是指，冲突双方在谈判失败之后，与冲突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第三方通过各种手段和措施居间调停和斡旋，以实现冲突平息与和解的过程。[1]由于我国目前的社会环境呈现出党委政府主导的格局，而社会层面化解冲突的机制相对不足，因此冲突各方就不得不依赖政府出面解决，从而造成对政府的无选择性依赖，也使党委政府承受着极大的压力。[2]随着农村社会矛盾和冲突进入频发期和更加复杂、深刻的阶段，对农村社会冲突的管理已经成为乡村治理和社会管理的主要内容。据笔者调查，在县乡受理的信访案件中，占多数的又是社会冲突类信访，包括交通纠纷、医患纠纷、伤亡事故、征地拆迁冲突[3]、资源争夺纠纷[4]、经济纠纷、劳资纠纷、家族冲突[5]、文化价值冲突[6]、村庄政治斗争[7]等。在基层干部中甚至流传着“乡村治理就是信访治理”[8]，“社会管理就是冲突管理”的说法，可见农村社会冲突管理在基层党委政府工作中的分量，在基层“综治维稳”[9]、“稳定政治”[10]中的地位和权重。 　　在农村社会冲突管理中，常常伴随着这样两种现象，一是作为冲突方的农民在利益博弈中产生了分歧、误解和新矛盾而使谈判失败，或者不满意其他第三方干预主体[11]的协调和裁决，而通过把事情闹大强制性要求政府介入其中，将社会冲突转变为政府要解决的问题，进而在对政府干预的方式或结果不满，又无法施压给冲突另一方时，掀起更大的闹大风波，严重冲击着社会秩序和政府的正常工作，从而将私人之间的社会冲突转变为???突方跟政府的公共冲突，[12]要求政府给冲突另一方施压解决问题，满足自己的诉求。二是政府在干预冲突时，因干预不当或者无法施压给冲突一方满足另一方的要求而造成后者对政府的怨愤，使冲突矛头转向政府，并可能因为冲突一方的闹大而使政府置于上级政府、社会情绪或新闻媒体的政治压力之中，于是政府为了尽快摆脱政治窘境、恢复社会秩序和重塑自身形象，对冲突一方给予一定的好处，包括补偿、救助或政策政治上的待遇，使其接受政府的调停结果和秩序安排。 　　前者可称之为“农民闹大”现象，[13]其基本的逻辑是“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通过把事情闹大引起政府（特别是上级政府）重视这一行动策略，使自己的问题纳入政府的议事日程并得到解决。后者可称之为“政府兜底”现象，[14]其基本的逻辑是“花钱买稳定”、“破财消灾”和“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币解决”，即当政府动员其他资源和政策工具无法解决社会冲突时，为了避免使自己陷入更深的政治漩涡，通过政府财政、政策或政治上“开口子”、“给好处”的方式迅速平息事态。在农村冲突管理中，二者相伴而生，相辅相成，农民闹大是前提，政府兜底是结果。如果没有农民闹大，社会冲突就不会转变成与政府相关的公共冲突，政府至多是干预无效的第三方，因而无需自己“放血”；只有农民闹大了，使得私人的社会冲突变成政府要承担政治责任的政治事件，政府在其他渠道无法迅速结束争端、平息事态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兜底解决问题。政府兜底反过来又可能滋生新的农民闹大，形成负反馈。这两个现象共同形塑了农村社会冲突管理的迷局，也重塑了政府与农民的动态关系，使得政府与农民的实质性关系只有在互动中才能被发现与阐释。 　　据笔者调查，在农村社会冲突中，农民越来越依赖于“闹大”从而将自己的诉求传输至政府，并通过闹大给政府施压来解决问题，并且动不动就是群体性闹访、挟尸进政府大院、冲击政府机关等。那些有伤亡事故出现的社会冲突尤其如此。政府在该情境下，除了加强应急管理、动员和整合政府资源外，最常用、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兜底”。农村社会冲突只要演变成群体性闹访或群体性事件，最后的处理都会有政府兜底的影子。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农民在冲突中要通过“闹大”的行动策略来表达自己的诉求，政府作为冲突非当事人为什么又会选择“兜底”的政策工具来解决冲突、满足农民的要求？本文主要从农民和政府各自资源动员能力及其限度的角度，来探讨农民行动策略和政府政策工具的选择，进而论述农民闹大与政府兜底的内在机制，揭开隐藏在农村社会冲突管理迷局背后的逻辑，阐释政府与农民的实质性动态关系。 　　二、农村社会冲突管理的案例分析 　　笔者最近几年在全国不同地方的乡镇调查，跟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