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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差乘数效应”破解与促进区域经济公平增长 　　从2000年国务院发出《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到2006年国务院发布《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国家力图促使中国经济大势由第一个大局所形成的非均衡发展向第二个大局协调发展转变。然而，从2002年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很不平衡”到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地区之间的“发展很不平衡”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同样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非均衡发展”的趋势还在加重，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国经济依然受到非公平增长的影响。按照“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型”和库兹涅兹的倒“U”曲线，2002年，当中央着力改变“发展很不平衡”的时候，就应该出现倒“U”曲线的拐点，区域间发展很不平衡的态势应该有所缓解。新一届中央政府曾多次表示要使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调控在社会可承受的程度，事实是“十一五”期间GDP增速还是高过“十五”，想慢一点也慢不下来，足见非均衡发展的惯性力量事实上仍在坚挺着中国经济在高位上持续增长，足见“回波效应”仍然大于“扩散效应”，或者说“极化效应”仍然大于“涓流效应”。显然，非均衡发展不仅不可能自行转变为均衡发展，而且，国家宏观调控的力度小了也难以扭转非均衡发展的态势[1]。是继续坚持非均衡的发展观，还是坚持区域协调的发展观？是任其“发展很不平衡”继续加重，还是缩小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的确到了在理论上、实践上必须解决的关键时刻。 　　一、“极差乘数效应”与东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我们认为，非均衡发展加重了“发展很不平衡”的程度。非均衡发展的态势越大，扭转越难，势必导致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加大，形成两极分化。为此，我们先引入一个新概念――区域经济增长比较的“极差乘数效应”。 　　（一）“极差乘数效应”及其特征 　　A和B分别为两个不同区域的经济总量，当AB，L为两者之间经济总量绝对值之差，设两者之间增长率R相同，n为1，2，3，……年，建立极差乘数效应模型： 　　初始：L=A-B 　　第1年：L1=A（1+R） -B（1+R） 　　第2年：L2=（A-B）（1+R）2 　　………… 　　第n年：Ln=（A-B）（1+R）n 　　这里，（A-B）为极差，（1+R）n为乘数，Ln就是区域经济A与B的极差乘数效应，直接影响极差变化大小的是增长速度R。 　　为了更方便地观察“极差乘数效应”的极差变化，我们假设A、B初始经济总量分别为3和1，R同为10%，第1，5，10，15，20年的发展情况和极差如下表，可绘出供观察和研究的“极差乘数效应”的曲线图： 　　假设彼此保持相同的增速，彼此差距也会以（1+R）n为乘数加大。显然，相同的增长率（R）是造成这种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2]。这就是“极差乘数效应”。解读曲线图，可以看出：（1）B的经济总量也在增长，而且以不低于A的增长率在增长，这就不同于“马太效应”。“马太效应”描述的现象是富者越富，穷者越穷，问题的严重性一目了然；（2）B与A在起点上，极差不明显。随着时间向前推移，极差越来越明显，因为B与A的极差是以（1+R）n的乘数在加大。但越来越大的极差往往会被同步增长所掩饰，忽视问题的严峻性。（3）B与A 在极差扩大的过程中，比值始终未变。由于比值未变，容易迷惑人，也可以为坚持非均衡发展者提供借口。“极差乘数效应”描述的是落后地区，虽然不是穷者越穷，但却与富裕地区相比较，彼此发展越快，差距越大，是在同步增??（比值相同）的情况下发生两极分化，因而两极分化在“极差乘数效应”的掩盖下具有隐蔽性。由于贫困地区（或穷者）的经济状况也在增长，这种“增长”能够掩饰欠发达地区的窘迫和抑制穷困者的怨愤，容易使人们放松对两极分化的警惕。但如果任随“极差乘数效应”的惯性增长，两极分化必将暴露无遗，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将不可避免爆发。 　　为了验证“极差乘数效应”，我们将西部大开发以来（2000年―2006年）东西部发展得较快的五省（市、区）的GDP增长情况做个案比较分析。 　　分析表2数据，可见――： 　　2000年，东部五省（市）的GDP平均为7442.86亿元，西部五省（市、区）的GDP平均为2357.94亿元，地区极差为5082.92亿元。2001年，东部五省（市）的GDP平均为8232.03亿元，西部五省（市、区）的GDP平均为2357.94亿元，地区极差为5874.09亿元。2002年，东部五省（市）的GDP平均为9182.90亿元，西部五省（市、区）的GDP平均为2610.37亿元，地区极差为6572.53亿元。2003年，东部五省（市）的GDP平均为10756.51亿元，西部五省（市、区）的GDP平均为2986.21亿元，地区极差为7860.30亿元。2004年，东部五省（市）的GDP平均为13147.17亿元，西部五省（市、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