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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消费者保护探索与实践 　　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成为后危机时代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的共识。保护银行业消费者权益是全行业对党的十八大关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重要精神的贯彻落实。根据银监会的统一部署，上海银监局借鉴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经验，结合我国银行业消费者保护实际，优化机构、风险、产品“三维一体”的监管架构，探索行为监管与审慎监管相结合的方法创新，突出“产品—行为”的消费者保护工作主线，将“亲民、护民、惠民、富民”作为检验“为民监管”的标准，在履行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职责的同时进行了监管创新的实践探索。 　　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国际监管趋势 　　金融消费者保护并不是监管的新内容，但“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证明，原有的保护体系和监管理念、方法等存在重大结构性、制度性缺陷。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台了一系列保护消费者的联邦金融立法，被誉为金融消费者保护最健全的国家。然而，过于相信市场的自我约束机制，单纯依靠银行业金融机构自身信息披露和透明度的提高，在转向混业经营后，对复杂金融创新产品的监管与消费者保护不足，终酿危机。英国历来较为重视金融消费者保护，却在外部冲击加剧时暴露出审慎监管与消费者保护协调不力的问题，银行体系受到较大损害。因此，二十国集团（G20）巴黎峰会上指出，尽管传统监管框架已经涵盖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内容，但有必要进行改进并强化监管。各国因法律体系、发展水平和文化等方面存在差异，采取了不同的监管改革措施，但国际监管者对以下趋势有比较一致的观点。 　　第一，建立国际间统一的监管原则。以世界银行、经合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关注全球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原先的重点是在低收入国家、转型国家实现金融普惠，但在危机后意识到，发达国家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同样缺失。2009年9月的G20峰会对加强和改善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监管达成共识，一致认为需要制定统一的监管原则和实施指南，并于2011年发布金融消费者保护十项基本原则。 　　第二，突出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监管目标。在传统的审慎监管体系中，维护银行??系的稳定是直接目标，金融消费者保护成为间接目标。危机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层级得到了切实的提升。如，2010年的《美国金融改革法案》中明确将金融消费者保护作为金融监管的首要目标。包括美英在内的十多个国家，创设了专门负责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机构和组织架构，将职责与审慎监管机构分离，确保其独立化与集中化。 　　第三，加强对商业银行的行为监管。危机前，大家普遍认为，商业银行主要接受审慎监管，对投资银行则实施行为监管。危机后，行为监管作为金融消费者保护的一种持续监管方式，得到各国普遍重视，认为对商业银行要强化行为监管。这也是金融消费者保护层级提升的必然。如，英国成立了金融行为监管局（FCA），发布《金融行为监管局之监管方法》，详细规定了行为监管的方法和措施，这是全球首例将行为监管职责明确赋予专门机构的尝试。 　　第四，重视对金融机构的产品监管。危机前，发达国家一般不对金融产品进行直接监管，认为产品监管不利于创新，且市场比监管者更能评判产品给消费者带来的福利。事实证明，这种监管哲学忽视了金融创新和零售产品复杂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对消费者不公平是一些过度创新的金融产品固有的属性，机构与消费者在信息上的不对等、在风险收益上的不对等，都需要通过主动、介入式的产品监管来维护市场“三公”原则。而那些规模庞大、发展速度惊人的场外衍生品，尤其是复杂的结构化产品，要做到公允定价、公平交易，仅靠机构内部和行业内部的市场纪律是不可能的，伦敦同业拆借利率被操纵的事件是最好的例子。因此，监管当局应当关注金融机构具体的产品开发和条款的设计，防止金融工具和产品的滥用。G20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基本原则明确，管理范围应包括新产品的设计、技术和传导机制。英国在改革之后新设立的金融行为监管局（FCA）有更多的产品监管授权，强调实施早期干预监管措施。可以预见，在行为监管中更好地实施产品监管将成为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有效方法。 　　第五，强调消费者保护与教育并重。G20巴黎峰会提出了金融消费者保护和教育并重的基本原则。在美国，美联储认为在金融市场日趋复杂化和专业化的背景下，保护消费者的最佳方式是加强消费者教育。该国《公平信用交易法案》明确提出成立“金融扫盲和教育促进委员会”（FLEIC），面向美国国民提供“无偏见的、可靠的”金融教育，并正式纳入国家法案，将金融教育上升为国家战略。美国参、众两院先后通过的《2009年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法案》、《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和《金融消费者金融保护改革方案》，明确提出要加大经费投入，加强金融消费者教育。 　　对传统监管方法缺陷的反思 　　我国银行业多年来在消费者保护上做了大量工作，但要看到，由于监管方法与银行系统自身的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