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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国家工作人员骗取国有款项行为定性问题研究 　　摘要：对于非国家工作人员骗取国有款项行为的定性，我国《刑法》并未予以明确规定。本文在明确界定诈骗罪、职务侵占罪及贪污罪的界限后，认为应当将非国家工作人员骗取国有款项的行为认定为贪污罪。另外，本文对职务犯罪相关立法及司法解释进行了反思，针对其不足之处，提出了完善我国职务犯罪主体的规定、转变我国职务犯罪的处罚理念及扩大罚金刑和没收财产刑的适用范围等完善建议。 　　关键词：贪污罪；职务侵占罪；职务犯罪 　　中图分类号：DF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2-0090-03 　　一、基本案情 　　2002年，某县刘村、任村、李村共同出资兴建了任村小学，并由陈某负责的工程队进行修建，工程完毕后，任村小学尚欠陈某工程款10000元未清。2008年，国家开展清理化解农村义务教育“普九”债务工作，同年4月，该县成立“普九化债”办公室，下设“普九化债”领导工作小组，负责对各乡镇“普九”债务的审核认定，并由各乡镇、村、学校对审计后的债务在对应范围内进行公示。时任刘村村委会主任的刘某伙同任村党支部书记任某、李村村长李某、负责修建任村小学的工程队负责人陈某商议后，由刘某、任某、李某伪造陈某工程队修建学校的合同，并分别利用各自保管本村村委公章的职务之便，虚开本村村委证明，证明任村小学欠陈某工程款80000元。随后，刘某、任某、李某以债权人陈某的名义直接将该笔债权上报给该县“普九化债”领导工作小组。后公示期满债权被审核认定后，2009年12月份，该80000元工程款被直接拨付到陈某个人帐户。该款到帐后，除偿还实际修建学校的欠款10000元外，剩余70000元由刘某、任某、李某及陈某等人分掉。 　　对于刘某等人利用职务之便虚开证明、伪造合同，伙同陈某骗取国家普九化债款70000元的事实，并不存在异议。但是，对刘某的行为构成何罪，存在三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刘某身为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伙同他人在协助政府从事清理化解农村“普九”债务过程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骗取公共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贪污罪。第二种意见认为：刘某虽利用了各自的职务之便开具证明，但该“职务之便”属于其各自管理本村公务事务的“职务之便”，而非在其协助政府从事清理普九债务之时利用的“职务之便”。刘某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利用政府从事清理化解农村“普九”债务工程的机会，骗取国家款项，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诈骗罪。第三种意见认为：刘某身为村基层工作组织人员，私分的该笔款属于陈某的工程队，因此应构成职务侵占罪。所以，若要对刘某骗取国有款项行为进行定性，首先则要明确贪污罪、诈骗罪与职务侵占罪三罪之界限。 　　二、贪污罪、诈骗罪与职务侵占罪之区别 　　（一）贪污罪与诈骗罪之区别 　　贪污罪，即“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欺骗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因此，贪污罪与诈骗罪在以欺骗方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范围内存在竞合关系。就贪污罪与诈骗罪而言，其区别在于是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凡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骗取”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凡无职务或有职务未加利用而“骗取”公私财物的，是诈骗罪。由此，又在如下两个方面衍生出差异：一是主体方面，贪污罪的主体是有职务便利可用的“国家工作人员”，特征是从事“公务”，公务的内容与受贿罪不同，不是“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各种职权，而是“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用我国古代的术语讲，属于“监守”；而诈骗罪的主体则是一般主体，并非身份犯。二是法益方面，贪污罪侵犯的是公共财物的占有，并且是行为人“经手、管理”的公共财物，只有在“受委派到非国有单位从事公务”的场合，才涉及“非公共财物”；而诈骗罪侵犯的法益则不以公共财物为限，而是泛指“他人”财产，除公共财物外，还包括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财物。 　　（二）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之区别 　　职务侵占罪，是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而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的根本区别，在于所渎之“职”，也就是“职务便利”的内涵不同。前者所称的“职务”，与公权力有关，属于“公务”的范畴，经手、管理的财产，通常以公共财物为限；后者所称的“职务”，则较“公务”为宽，即便属于民营企业，只要属于单位，就有“职务”可言，经手、管理的财物，只要是“本单位”的财物即可。 　　比较我国《刑法》中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两罪法条的内容，以及“公务”与“职务”的涵义，可以看出：首先，当侵犯的财物不是“本单位”的财物，而是公共财物之时，可能构成贪污罪，而不能构成职务侵占罪。如侵吞救灾、抢险等款物的行为。其次，当侵犯的财物，是本单位财物，而不是“从事公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