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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人学视界中文化生产 　　摘要：在全球化时代，文化生产的实际形态和风格状况发生了空前变革。作为一种创造世界和人自身存在的对象化实践，它的产业化运作既涉及到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相互介入，更关系到自由性与异化性、精神性与商业性、文化性与政治性之间的复杂缠绕。马克思以“人的生产”为核心的人学论述，则为我们准确把握当下文化生产“是什么”和“做什么”，辩证看待文化产品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与象征价值之间的双向交互，以及合理规范、引导这一新型产业形式提供了富于启迪意义的理论视界。 　　关键词：文化；生产；符号；政治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在全球化时代，伴随着消费符号化、文化资本化漩涡的持续激荡，中国的文化领域也发生着深刻转变。但是，由于领域疆界和行业分类难以厘清，“文化产业”在当下研究中往往呈现出相对模糊的状态。透过众说纷纭的理论预设，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一条明晰的问题脉络。那就是：面对新形势下的这种急剧转变，我们应当如何准确把握文化生产“是什么”和“做什么”，如何辩证看待文化生产的新型运作机制，及其带给文化产品的多重属性与不同价值，又怎样立足于特殊语境来引导文化生产的规模组织和价值功能呢？在这个方面，马克思的人学论述则为我们提供了富于现实意义的理论视界。 　　一 　　人的现实生存、生活及其社会性基础，始终是马克思思考生产问题的基本立足点。在这一论域中，马克思首先从人类活动的一般层面来阐释生产劳动及其意义。在他看来，“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1]56这种有意识、有目的地的类特性使之与动物的生物本能从根本上区别开来，让人的生命活动成为产生“种的生命”的“类”（社会）生活。而正是这种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实践活动，使人有可能以人自身与外在自然的“类存在”为改造对象，并能构建自己之所为“人”的历史文化。 　　而作为人类一般生产实践的表现形式之一，文化生产和其它劳动形式一样，起初均诞生于人与人、人与世界间所建立的现实需要关系之上的。这一点，诚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1]158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之所以能存在与发展，就在于它作为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生活资料”能够被创造与消费，从而既参与了人的需求结构，亦影响了人的历史。在这里，马克思还表达了另外两层意思：第一，作为人所从事的一种社会生产，它必然要受到一般生产规律的规约，却又不乏自身的特殊性。因而，要从普遍与具体的辩证演化之中去把握它；第二，它总是依存于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因此，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文化生产的存在、组织形式及其产品特征会相应地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形态。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随着物质、精神劳动的相对分离，文化生产虽然仍属于一般生产的有机部分之一，但它主要是以满足和发展人的高级精神需要而非物质享受为己任。也就是说，作为一种构筑了人类文化生活与精神世界的生产方式，它一方面使人在对象化实践中，“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2]191，由此集中展现人自身所独有的现实存在与本质力量；另一方面，它亦使混沌未分的原始文化活动变成了某些个体、群体所从事的专门生产或行业，其产物则是物态化的消费品或非实体的文化服务。 在此意义上，文化生产在特定社会阶段的发展形式即文化的产业化，而这就涉及到第二层面。 　　在马克思看来，虽然在资本主义之前，文化生产者为了维持物质生活也需要通过精神性劳动来获得收入，但绝不是仅仅为了累积财富，而是为了生产“自在之物”。可是，在资本主义阶段，我们却不能如是理解文化生产。因为，工业化、现代化、市场化的社会进程，既推动了文化生产的产业化形式萌发，使人“通过这种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了他自身的自然”[3]202，由此进一步延伸了人的本质存在与创造性力量。但是，一旦文化生产被纳入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和生产体系，文化生产者沦为非人的被雇佣者，直接同资本相交换时，它便不再是为精神（文化）而生产的“自由劳动”，而成为一种为创造剩余价值而生产的异化劳动。正是基于这种洞察，马克思方才做出“资本主义生产与某些精神生产部门相敌对”[4]296的精辟论断。 　　不过，虽然无利害的审美愉悦在商品化的过程中成为可以消费的东西，文化生产的异化也以商品化为必要前提，但具有这一特征却不完全意味着异化。因为，文化生产之所以会呈现出商业性逻辑，肇因于“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需要的物。”[4]95亦即是说，首先源自这种劳动及其产品能满足、提升人的精神文化需要。归根究底，判断的关键尺度在于它是否作为资本增殖的附庸手段。而作为异化的雇佣生产，文化生产满足人的生活需求同时，它的“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