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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难寻》中隐匿女性主义解读 　　弗兰纳里?奥康纳（1925-1964）是美国文学的重要代表人，国内外批判界对奥康纳小说的宗教主题、南方文学色彩、怪诞以及暴力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常常忽略了其小说中的女性世界以及女性主题。事实上，奥康纳塑造了众多生动而意义深远的“怪诞”女性形象，通过对这些怪诞女性形象的描述来折射男权控制下的社会。通过对奥康纳文本的分析，探讨她解构、颠覆男性形象和展示隐匿的女性主体和独立意识。 　　怪诞 女性主义 独立意识 　　弗兰纳里?奥康纳在美国南方现当代文学中独树一帜。“她的故事常常看似轻松、幽默、夸张，实则有触目惊心、发人深省的震撼力。通过巧妙严谨的解构，以及嘲讽、机智、含蓄的笔触，奥康纳总是能够把人性中最为复杂和迷乱的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好人难寻》中，奥康纳以独特的写作风格刻画祖孙三代出门郊游的场景，上演了一出以老祖母为核心与犯罪分子斗智斗勇的闹剧。通过对男性形象外表的丑陋，性格上的软弱等刻画凸显了女性形象的“高大”，虽然小说的结局是全家未能逃脱厄运，但女性在文中一改往日懦弱的形象，承担起解救大众的责任，凸显了女性独立自主意识的增强。 　　一、缺乏男性大家长的布局 　　在男权社会里，男性通常是以主宰者的形象出现的。这种男性的主体意识在长期的文化塑造中积淀为一套完整的男性话语体系，集中表现为父权与夫权。在奥康纳作品中，男性主体意识被不自觉的女性自我主体意识所对抗或被放逐于文本之外，她摈弃了把女性作为男权社会观念中僵化形象和附属形象的模式化写法。作为20世纪40年代完成大学教育的知识女性，奥康纳认为，“女性在其成长过程中背弃传统，跳出传统贤妻良母的角色陷阱，追求与男性平等的权利是首要的。” 　　在《好人难寻》这篇短篇中，并没有出现“父亲”这一男性家长的角色，取而代之的是女性家长。在这里，似乎已经消解了男性话语权，女性家长行使男性家长的权利与意志，其拒绝将女性安置在永远的从属地位的角色上，而且从整篇小说中来看，本应该做为主体角色的儿子“贝雷”在家承当其一家之主的角色，在整篇小说中的分量应该不轻，但是一直到小说的末尾，儿子在文章中的发声只是寥寥数语，并没有让读者对这个人物形象留下过多的印象，反而是母亲一直活跃在读者的视线中。在旅途的过程中，全程基本上都是母亲的声音，在餐馆中和老板讨论“好人”这个话题是，儿子也是一言不发，使读者的视线更加集中在这位女性角色身上。通观全文，老祖母成了读者心中的中心人物，周围的男性角色似乎都是陪衬，来凸显老祖母的独立意识和其特立独行的性格。 　　二、“丑陋”的亚当 　　奥康纳除了在文章的构思布局上选择放逐男性大家长，而且在男性角色的刻画上也是采用丑化男性角色的方法。通读奥康纳的小说，会发现她笔下的男性形象是令人失望的、被否定的，弥漫着一种强烈的男性批判意识。 　　1.“外表丑陋”的亚当 　　奥康纳通过描写一系列身体残疾的男性来瓦解男权文化对传统男儿身的美好建构，为她颠覆男性特权的叙述策略选取了一个最直接、最辛辣的切入，《好人难寻》中的餐馆老板红萨米的形象是“他穿的那条卡其裤子，只齐到胯骨那儿，大肚子象粮袋似的，耷拉在裤腰上，在衬衫里头颠来颠去。”在描写贝雷的形象时，他是一个秃头。在她笔下，帅气的男性形象根本无从找寻，小说充斥着是一些犯罪者或者是懦弱者的形象。于是，奥康纳开始了对男性形象的“审丑”。在她的笔下，男性已不再拥有英俊潇洒的外表，他们那“雄性”的肢体甚至是残缺不全的男性不再拥有英俊潇洒的外表，而这种残缺不是反衬内在的真、善、美，而是强化丑，这种对男性肢体的“刻意残害”与无情嘲弄，恰恰是奥康纳译一种隐喻的方式对传统文化对于男性形象千古不变之追求的一种结构和颠覆。 　　2.“精神丑陋”的亚当 　　这里所说的“精神丑陋”，主要指《好人难寻》中的男性人物在道德上的沦丧、精神上的萎靡、或者是有悖于传统文化对男性精神特征的正面形象。首先，“精神丑陋”的亚当表现在道德的沦丧上，正如文中被描写的三个逃亡的罪犯，他们丧尽天良，狠心杀害贝雷一家六口，他们三个是邪恶人性的代表。其次，“精神丑陋”的亚当表现在反社会上，现代人由于失去信仰而丧失了生活的根基，在生活的苦难和重负中找不到光明与出路，在迷惑与绝望中走向极端，最后成为反社会的恶魔，用死亡来毁灭冷酷的现代文明世界。正如“不合时宜”在杀害老奶奶一家之后说道“人生根本没有真正的乐趣。”此处的描写是二战后上帝死了的 “精神荒原”的真实写照。奥康纳开始了对男性角色的审丑，在奥康纳眼里，男性未必都是女性的庇护者，缺乏了传统社会赋予他们的角色内容。 　　三、女性的呐喊 　　小说以旅行作为主题的形式，以老祖母的言行为线索，用第三人称的叙事角度讲述了老祖母和儿孙一道驾车外出游玩，途中遭遇逃犯被无辜枪杀的故事。《好人难寻》中女性主体独立意识的萌发首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