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城中村”村民适应性难题及其化解.docVIP

“后城中村”村民适应性难题及其化解 　　【摘要】文章以秦皇岛市D村为个案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对居住改造后的村民生活方式、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等文化要素的审视，探查他们在市民化转变中遭遇的种种冲击和社会排斥、在文化断裂中的内心焦躁和不安，并提出职业技能有限、生产消费畸形、传统观念受撞、跨界交往遇斥，是“后城中村”时代村民的适应性困境，也是深层次问题。 　　【关键词】后城中村 村民 适应性 困境 化解 　　“城中村”是处于城市和村落之间的“混合社区”①，“是最早开始城市化的地区，又是最难彻底城市化的地区”②。关于城中村问题，学界大多从政策分析、区域治理等角度进行研究，具有较强的指导作用，但忽略了“村民”的主体性意识，更忽视了“村民”在社会变迁中遭遇文化冲突与断裂带来的适应性困难。而这正是本研究的立足点。笔者以已完成改造的秦皇岛市D村为个案，探讨“后城中村”时代村民适应性困难及化解的途径。 　　研究对象和方法 　　D村位于秦皇岛市西部，新居占地面积约3.5万平米，有原住民106户，人口780多。村改工作始于2008年，为迎奥运美化奥运场馆周边环境，村外要修一条四车道马路，D村恰好在规划之内，因此政府对其进行了异地安置，但是安置点距离原址不足1公里，隔路相望。新居周边有高校，并紧邻一所小学。奥运赛事结束后，安置房建设全面启动，历经四年完成，共建6+1结构框架楼房11栋，村民陆续回迁。现在的D村已然是一个外观上像模像样的城市社区，在此，笔者称其为“后城中村”。 　　2013年10月，笔者以D村村民、部分村干部为主要调查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获取第一手资料。问卷调查以面访问卷为主，共发放86份，回收86份，回收率为100%，其中有效问卷78份，有效率为90.7%。被调查者中以男性为主，共77人，占调查总体的89.5%，女性由于文化程度及社会关注度明显较男性低，因而在合适的调查对象中比例较少，仅为10.5%。深度访谈对象24人，其中村干部3人、村民“意见领袖”3人，普通村民18人。 　　改造中的文化适应性难题 　　城中村作为一种独特的“都市村社共同体”，在产业和职业都已转型的条件下，能够快速转变，建立起与以往完全不同的非农经济基础，足见它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和具有多层面适应性功能。但这个转变并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而是作为内部成员的村民及其组织经历了阵痛，在文化上、心理上、经济上与传统断裂的结果，这是城中村发展的深层次困难。 　　文化水平低下，职业技能有限。村民文化水平普遍偏低，除了种地外几乎没有其他生活技能，而不同年龄阶段的村民对于学习城市文化、接受城市文明、适应城市生活的能力差异也很大。 　　表1：D村村民年龄与城市生活关联性的比较 　　如表1所示，随着年龄的增加，村民对城市文化的接受和适应性逐渐减弱。具体而言，四十岁以上的村民大多只有小学文化，也缺乏技能；二三十岁的村民虽有初中或高中文化，并且有更强的适应能力，但过低的学历使他们参与城市社会竞争没有任何优势可言，他们甚至惧怕参与城市社会竞争，于是只好在次属劳动力市场寻求发展，从事工资低、没有什么发展机会的工作，如快递员、水暖修理，单位保安；有的做点小本买卖，如开杂货铺、流动售货、摆摊设点、三轮载客等。 　　除了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村民还缺乏提高自身素质的积极性，由此导致他们对撤村建居的看法不同。其中支持者为63.4%，这些人大多希望过上和城市人一样的生活，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认为改造后能改善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不支持改造的村民认为撤村使得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居住格局重组影响了他们习以为常的邻里生活，这部分人的比例约为24.2%。另外12.4%的人没有明确的意愿表达，在他们看来改不改造无所谓，自己的意愿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更无法左右现实，所以就随大流。 　　村民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了对城市生活的不同向往与渴求，但由于文化及学习动力的缺失使他们内心感到追逐城市文明的辛苦。 　　生活方式突变，生产消费出现畸形。生活方式的突变是城中村共同的问题。D村土地被征用后，耕地全部消失，按照当时的拆迁补偿政策，村民可以自主选择货币补偿或“拆一还一”的安置补偿。不管哪种补偿，村民都彻底“被脱离”了农业生产。另一方面，近年来房价飙升，村民们认为房屋安置比一次性货币补偿获取的利益更大更长远，因而村民都选择了产权调换的房屋安置补偿，于是家家户户都分得了3套以上的房屋。人口的有限加房源的充足，出租就成了他们解决剩余房产的最佳选择。D村附近有高校，有小型商业经济带，还有正在拆迁的其他村落，这样大学生、外村居民、流动打工者就成了主要的房客来源，从而形成一种城市特殊的经济生产方式―村舍租赁经济。在为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低收入群体提供城市居住的同时，也增加了村民家庭收入的来源和收入量。在D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房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