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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贸区法治创新进入深水区 　　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始于1978年，至今已经走过将近40年，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等方方面面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革，尤其是法治建设，更是从无到有，经历了一个推陈出新的历程，担负起为经济社会的改革开放提供制度支撑的作用。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融入幅度进一步加深，要求中国的经济体制以及相配套的法律体制展开新一轮的变革和创制。 上海自贸区之一的洋山保税港区，码头集装箱装卸区。 中国论文网 /1/viewhtm　　在中央政府的推动之下，一个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重大战略决策在2013年被制定出来，一种新型的经济创新模式应运而生，与此相应，一个服务于上海自贸区的法律体系也就逐渐被构建起来。 　　上海自贸区的建设不单单只是一个经济事件。上海自贸区四年来的法治探索的历程以及制度实践，是中国法律制度与世界接轨、走向世界的一次重大转机，当前上海自贸区的法治试验会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形成一个从局部改革探索逐渐扩展为全国性法律制度变迁的渐进演化过程，并对中国的法治现代化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法治创新的三重难题 　　上海自贸区作为一个自由贸易的试验区，其涉及的领域是多方面的。如果说上海自贸区是一个制度创新的新领域，那么法治创新则是其中最重要的拱心石。 　　因??世界经济的新变化，自贸区需要探索建立一个与高标准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系。为此需要调整的法律内容涉及税收、海关、金融、外资、贸易等国家事权，它们专属于中央立法权。这样一来，实际上就意味着面临一个突破原有制度架构上的法律授权之难题。即使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暂停三部法律的实施，但这只是一个起步，如何沿着这个关口一路“削藩”，破除旧有法律体制的积弊，绝非轻易之事。 　　随着上海自贸区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授权调整的法律法规数量与日俱增，特别是立法法颁布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如何授权地方立法至今尚无先例，因此上海自贸区如何在立法权方面更多地发挥自主性的创新功能，以及如何获得中央和部委的法律授权以便进行行政管理方式国际法、法治化变革，在授权资格、授权方式和授权程序等方面，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法治难题。 　　上海自贸区要实现行政管理的法治化，还面临着监管体制上的权力博弈的难题。上海自贸区以集中行使原先分散在不同部门的行政执法权为基准，设立了管委会综合执法机构，集中统一行使监督权和执法权。这一举措对于根除交叉多头执法以及行政部门之间相互推诿、扯皮摩擦、效能低下等弊端，当然是一件积极有益的事情。但是，这一新举措无疑搅动了固有机制的“奶酪”，由此激发了各种行政部门的有形和无形的抵制，关于行政监管的权力博弈逐渐形成。在这个权力博弈的游戏中，自贸区所能够扩展的空间是有限度的，因为，旧有的行政部门以及权力归属，不仅具有原先法律依据的外衣，而且还可以通过暗中的釜底抽薪来瓦解自贸区行政管理的新举措。 　　最后，上海自贸区还面临一个司法救济体系的路径建设的挑战。有经贸就会有纠纷，如何处理上海自贸区的司法裁判，从而真正达到与国际化的法治标准相衔接，过往的中国法治体系并没有现成的路径可以遵循，对于自贸区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而且是必须予以解决的问题，因为司法是检验法治化的底线标准，没有一个高度法治化与国际化的司法救济途径，所谓的自贸区要达到高标准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实施，也就是一句空话。 　　要在上海自贸区内设立专门的司法机关，就会触及现有政权架构性的组织和职权配置，这实际上归属于《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的事项，地方法院和监察院难以置喙。先行先试与国家法治一体化的矛盾，这是中国经济社会改革开放一直面临的一个制度瓶颈，在自贸区的试验中，它又在一个面向国际化的大背景下再次浮现出来。 　　需要指出的是，在自贸区运行中所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是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问题，从总的原则上来看，也不是不能解决的，而是需要在试验中，在迂回反复的试错中，在改良与倒逼的压力下，在突破与创新的构建中，一步步地实现出来。 　　复合多元的视角 　　上海自贸区的法治化探索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着一个艰难的探索历程，这个历程时至今天也还没有完成。四年来的上海自贸区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创新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入手，运用国际法和法治化的手段，以自贸区的市场准入和行政审批制为聚焦点，实施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举措。 　　在市场准入方面，上海自贸区率先在外商投资领域引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随着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实施，使得外商投资的开放性和透明度大为提高，对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行政监管方式也从原来的审批制改为备案制，这就在制度上改变了原先的政府职能定位，迫使行政管理简政放权。 　　上海自贸区的法治探索还触及诸如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