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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被害人诉讼现状及对策分析 　　摘 要：以刑事被害人在诉讼中的角色现状为关注视角可以发现，由于法律传统的影响、立法技术的制约、司法实践的阻却等因素影响，当前我国在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保障程序上和实体上存在问题，建议树立被告人和被害人权利并重的刑事司法理念，完善被害人的庭审控诉权利，落实法律文书中被害人的主体地位。 中国论文网 /1/viewhtm　　关键词：刑事被害人；诉讼角色；权利保障 　　一、刑事被害人当前诉讼境遇的现状与特征 　　1.出庭权不受重视 　　刑诉法182条规定：“……在开庭以前，审判人员可以召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与审判相关的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人民法院确定开庭日期后，应当将开庭的时间、地点通知人民检察院，传唤当事人，通知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传票和通知书至迟在开庭三日以前送达。……”显然，这里的当事人应当包括被害人。但实践中被害人的这个权利常常被司法机关及被害者本人所漠视，刑事被害人的出庭率极低。数据显示，部分基层法院涉及刑事被害人的公诉案件被害人出庭率仅为3%左右，个别法院甚至仅为1%左右。[1] 　　2.代理权相对失衡 　　刑诉法第33条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人作了规定，第44条对被害人委托诉讼代理人作了规定。但通过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人及辩护人享有的权利与被害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及诉讼代理人享有的权利进行比较分析，可以看出法律对被害人诉讼代理人诉讼地位、诉讼权利的描述均过于简化，这也直接导致了被害人与被告人相比在权利的完善上还有一定的差距。如刑诉法对被告人因为法定条件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①但却没有规定被害人在法定条件下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司法机关应当为其提供怎么样的法律援助。 　　3.知情权难以落实 　　被害人是直接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人，是直接受害者，为了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被害人理应享有对诉前、诉中、诉后的整个过程充分了解的权利，我国刑事诉讼法也赋予了被害人一定的知情权和规定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的告知义务，但司法实务中的现状却并不尽如人意。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完全成为被害人的代理人，侦查机关只在必要的时候询问被害人有关情况或指认犯罪嫌疑人等；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人员只在?C据不明确的情况下才偶尔通知被害人陈述意见；即使进入审判阶段，虽然刑诉法确立了被害人庭审参与质证的权利，获得了与被告人同等的诉讼参与权，但这一权利确因被害人的缺席而形同虚设，也使《刑事诉讼法》修改中人权保障内容大打折扣。 　　4.陈述权遭受限制 　　实践中，如果不是公诉机关要求被害人当庭陈述，法院一般并不通知被害人到庭参与诉讼，否则只在法庭宣读被害人的书面陈述。并且被害人的陈述并不是由其主动发动的，它常要基于审判长的同意或者是依附于法官、检察官、辩方律师的提问，时时处于被动状态，其陈述的内容也多是为了和检察机关的观点相印证，起补充说明的作用，而并非从维护自身权益的目的出发。可以说，与被告人在庭审中的权利相比，被害人的陈述权受到极大限制，被害人即使出庭参与庭审，也极易沦为刑事审理部分的“局外人”。② 　　三、刑事被害人诉讼境遇现状之原因探究 　　1.法律传统的影响 　　在我国，由于长期受社会本位观念的影响、政治刑法观的束缚以及刑法工具主义的制约，缺乏“国家刑罚权自我制约的意识”[2]，被害人的个别救济被淹没在了国家追究、惩罚犯罪的过程中。刑事司法制度更加注重的是解决“谁违反了法律”、“违反了什么法律”、“违法者应处以何种刑罚”之类的问题。这种国家追诉主义、追求实体的真实主义导致了保护社会和国家的利益远远高于被害人索回财产和恢复身心健康的需要，表现出的直接后果即为对如何恢复犯罪造成的损失关注甚少，被害人的赔偿在刑事诉讼中实际居于次要地位。 　　2.立法技术的制约 　　当前我国立法技术更注重的是对应然权利的规定，而对权利实现的可能性加以忽略，导致有些权利虽然做出了规定，但由于与实践脱节而不具备实然性。如从立法内容来看，缺乏被害人国家救助的立法，在刑事诉讼法中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内容较多，造成与被害人权利救济不对等之现象。③又如从立法配套来看，有关被害人相关权利的规定散见于多部法律中，对于法律之间的相互联系、衔接及竞合的情况，目前尚缺乏通盘的兼顾与考虑。[3] 　　3.司法实践的阻却 　　抛却宏观环境及客观因素，影响被害人诉讼参与权行使的直接原因还在于司法实践的阻却，典型表现即为当前法律文书中并没有对被害人的当事人身份予以充分体现。尽管刑诉法将被害人规定为当事人，却没有为其准备进入刑事诉讼的通道，也没有给他以当事人的载体。从侦查终结的法律文书――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