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视角下读天助孩童.docVIP

创伤视角下解读天助孩童 　　本篇文章以托妮?莫里森《天助孩童》（God Help the Child）一书为研究对象，探究其主题――创伤与修复。这部小说采取多角度叙事，叙述的过程大多含糊其辞，那些不愿触及的事实只能在只言片语中捕捉到。人物的这些表现具有明显的创伤后症状的特质。小说呈现了受创者努力忘记却无法抽身的痛苦状态，体现了创伤经历对她们现实生活的影响，从而传递了作者的强烈共鸣与深切同情。通过对创伤理论的研究和应用，笔者从家庭层面来分析小说中的创伤问题，归纳小说家如何以文学形式叙述不可言说的创伤经历。 中国论文网 /1/viewhtm　　莫里森的多部小说都体现了黑人承受的历史创伤。她的作品《宠儿》和《恩惠》反映了蓄奴制下黑人母亲为了使女儿免受奴役之苦采取的极端行为及带来的伤痛；《最蓝的眼睛》和《柏油孩子》揭示了蓄奴制后白人强势文化的侵入，以及利用宗教、教育、大众媒体等手段传播“白即是美”的思想，给黑人带来了恐惧、自卑和自我厌恶等伤害；《秀拉》和《爱》表现了男权社会中黑人女性遭受抛弃和被边缘化带来的创伤和失声。国内对莫里森创伤作品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以黑人种族为背景下的黑人创伤共性，《天助孩童》是诺贝尔奖得主莫里森的第十一部作品，也是最新作品。本文尝试将研究对象细化至个人和家庭，讨论莫里森如何通过新的叙述方式来表现人作为个体的创伤经历。 　　在小说的叙事中，有关创伤的信息有两种传递方式，一是创伤主体，二是读者。前者往往努力回忆，力图理解过去未能理解的一些事情，涉及创伤的相关陈述往往东拉西扯，有时也通过故事中其他人来补充一些信息。这种叙述模式模拟了创伤后主体经历压抑、复现和重现创伤事件的过程。在《天助孩童》一书中，起初叙述故事时，布莱德闪烁其词，叙述语言支离破碎，不同于完整的诉说语言，更像是喃喃自语。在与好友交流时，她不愿将事情的真相告诉好友，这种叙述模式使读者也参与其中，试图找出故事的真相。另外，通过多视角第一人称叙述，相较于受害者的第一人称叙述，作为旁观者的读者往往可以掌握更多的信息，了解更丰富的内容，如事件中其他参与者的内心独白，及比创伤受害者更清晰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 　　一、失职的母亲 　　《天助孩童》中的五位母亲，布莱德的母亲，布克的母亲，雷恩的母亲，索菲亚的母亲以及布克的姑姑奎恩，都没有尽到身为母亲的职责。这不仅源于她们本身遭遇的巨大不幸，也体现出黑人民族一代代的悲剧性延续，由上一代影响到下一代，使一代代孩子从小就失去了良好的生活环境，这一现象让人不寒而栗。从书中的人物来看，她们所遭受的创伤，与母亲的失职有重大关系。 　　布莱德的母亲甜蜜，从布莱德出生就嫌弃她，“我讨厌抱怨，但在产房看到她的第一眼，卢拉?安（布莱德?安）便令我困扰焦灼”，“我让她叫我甜心，而不是妈妈，或者妈咪。这样更安全”。没有面临过肤色问题的人无法理解肤色问题带给黑人的困扰，因此也无法接受母亲厌恶孩子的心情。在一起对校园教师性侵学生的诉讼案中，甜蜜发现如果布莱德可以出面作证，周围的人会因为这种勇气而对她们刮目相看，于是挣扎生存的甜蜜不惜怂恿布莱德作伪证，来获得外界的认同。这种争取生存权的行为可以理解，但难以接受。这反映了黑人悲剧性延续的内因――生存权的丧失剥夺了道德的发展。这件事不仅使索菲亚含冤入狱，也给布莱德带来了终生的梦魇。 　　母亲是孩子的生活中心，可是奎恩却总是改嫁，她的孩子也居无定所，迁移的行为往往涉及到身份认同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而认同感是形成个人性格和自我形象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她的孩子成年之后纷纷离开了她，除了金钱上的往来，其他很少来往。 　　随着孩子的成长，与他人和外界的交流互动变得愈来愈重要。客体关系心理学家温尼考特阐释了亲子互动对儿童与他人建立亲密可靠关系的重要性。首先，母亲能使孩子感觉到“外部真实对于他的需求是有求必应的”；其次，孩子能逐渐适应并与外界有更多的交流，变得独立，也是母亲为孩子提供了缓冲空间。在温尼考特的模式中，养育者与儿童关系中的信任关系对幼儿的独立成长至关重要，因为个体对自我的认定取决于他人对他的反应。然而，在小说中，雷恩的母亲经常使雷恩浪迹街头，甚至让年幼的雷恩出卖身体，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男人们伤害着她，她对此感到恶心。被妈妈赶出去之后，她来到街上等着大卡车，这些车可以带她离这个地方”。这使原本应该给人以安全感的家反倒成了最危险的地方。 　　二、不在场的父亲 　　黑人父性的缺失是黑人文学中的一个重大议题。在莫里森的多部小说中都体现了黑人家庭中父亲缺失这一社会现象。父亲是孩子的精神偶像与物质生活提供者。父性的缺失给黑人家庭的生存带来了巨大的问题，也给他们的子女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父亲的缺失也贯穿了《天助孩童》一书。布莱德的父亲“对待她像是陌生人，不，更像是敌人”，“他从来没有碰过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