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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属称谓语外化及其使用规则 　　陆定一的《老山界》中有这样的对话：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红军战士）：“大嫂，借你这里歇歇脚儿。” 　　“请到里边坐。”她带着些惊惶的神情说。 　　 这里，红军战士对一位瑶族妇女，既不称“同志”，也不称“老乡”或者其他什么的，而用“大嫂”相称，这是一种最合适、最有效的称谓，它拉近了群众关系，表达了军与民亲如一家的深情。 　　一 　　那么，为什么说在这里“大嫂”称谓最合适、最有效呢？这其中还很有一番道理：汉语称谓语有两套体系，一是亲属称谓语，一是社交称谓语。亲属称谓语用于亲属成员之间，社交称谓语用于非亲属成员之间。但是亲属称谓语中有一部分也可以用于非亲属成员之间，以表达亲近之情。这样的现象，有人称为“亲属称谓语外化”。亲属称谓语外化能表达亲近之情，根源来自亲属称谓语特殊的表情作用。 　　中国的宗法制度和礼教伦理既强调尊卑有等，长幼有序，也强调内外有别。所谓“内”，是以“自我”为中心，以宗亲、姻亲为半径，形成一个亲属系统。系统内部为“自己人”，系统外的社会成员都为“外人”。这个系统中的各类成员，都有相应的亲属称谓语来称谓，对系统外的社会成员一般不用亲属称谓语而用社会称谓语。这样一来，亲属称谓语本身便是“内外有别”的标志。中国人对系统内的“自己人”，恪守“亲亲、尊尊、长长”的伦理之道，相互间不仅客气礼貌，更会互相关心，互相照顾，互相迁就，必要时可以暂时放下内部矛盾，“同仇敌忾”，一致对外，是所谓“拳头朝外打，胳膊向里歪”。对于“外人”则明显的不同于“自己人”，客气礼貌不那么真诚，热情度大大减低，甚至一脸冷漠缺乏热情，更没有关心照顾的意识和责任感。有学者提出，人们对人的礼貌程度同亲疏关系成反比，越生疏，礼貌程度越高；越亲密，礼貌程度越低。其实，这是在有求于人时的表现，无所求人、正常情况下，中国人并不是这样，他们关注和重视的是“自己人”，或者说是“圈内人”。“一旦离开自己熟悉的圈子，与‘圈外’的陌生人打交道，便讲究内外有别，适用于圈内人的关系准则对圈外人就不再起作用，而完全根据其对自己或小团体的利害关系来判断道德行为的是非善恶。”态度上是热情还是冷漠，感情上是亲密还是疏离，语言上是礼貌还是随便，行为上是关照还是旁观，这些才是“内外有别”的要害所在。 　　由于交往的扩大和交际的需要，人们不得不将“自己人”的圈子逐渐放大，把朋友、同学、同事、战友、老乡等等纳入“自己人”的圈子。既然是自己的圈内人，也就虚拟成亲属关系，可以用亲属称谓语相互称谓，于是出现了“亲属称谓语外化”，同时使亲属称谓语具有昭示“自己人”的功能，附上了不同于社会称谓语的亲密色彩。因此，当有求于人时，对于陌生人，人们也用亲属称谓语，将对方虚拟为亲属关系，以拉近关系，笼络感情，促成交际目的的顺利实现。上例红军战士称瑶族妇女为“大嫂”就属于这类现象。将对方虚拟为亲属关系，不仅拉近了关系，笼络了感情，其实也给对方赋予了义务。因为，亲属关系双方根据伦理规范的要求，理所当然地要互相帮助、互相照顾，这样，我之所求，也就是你之责任。亲属关系的虚拟行为，从本质上看，不免怀有个人目的，但是中国人对此却谁也不反感，倒都乐于接受，恐怕是每个人都同样需要利用这种虚拟来扩大自己的交际，求得更多的“自己人”的帮助和关照。 　　二 　　“亲属称谓语外化”的使用，要遵守一些规则，如用得不妥，不仅贻笑大方，还会伤害感情，起不到应有效果。其使用规则大致有如下几点： 　　1．尽量选用父系称谓语。据调查，汉语现代标准亲属称谓语共363个，其中父系245个，母系65个，妻系44个，夫系9个，而用于外化的只有16个，即“爷、奶奶、妈、娘、伯、伯母、叔叔、婶儿、兄（哥）、嫂、兄弟、弟、姨、姐、妹、姑娘”等。这16个中，除“姨”是母系亲属称谓语外，其他15个全部为父系亲属称谓语，其中“爷、奶奶、妈、娘”4个还属直系亲属称谓语。在亲属系统内部，仍有亲疏远近之分。它以父系为纲，父系比其他各系更亲，而父系中的直系又最亲。外化时选用父系亲属称谓语，更能突出亲近之情。使用时可以在这些称谓语之前加上“老”、“大”或对方的姓氏，如“大爷、老伯、李叔”等，作为外化的标志。 　　2．选用长辈和同辈称谓语。对于年龄比自己大得多的对象，要选用长辈称谓语，如“大爷、大伯、叔叔、大妈、大婶、阿姨”等；对于比自己稍大或稍小或差不多的对象，可选用年长同辈称谓语，如“大哥、老兄、兄弟、大嫂、大姐”等；即使是比自己小得多、而且若论辈分则明显属于晚辈的对象，也要用同辈称谓语，如“大/小弟弟、小妹妹、大妹子、小姑娘、姑娘”，甚至称“大哥、小哥、大姐”等。鲁迅的《阿长与〈山海经〉》中，长妈妈是“我”的保姆，“我”还是个孩子。但长妈妈对“我”却总是称“哥儿”，如“哥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