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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空谈俱乐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政协，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由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各界爱国人士共同创立的一种协商民主制度。 中国论文网 /1/viewhtm　　一直以来，海外对于中国政治协商制度存质疑之声，认为政协是“清谈部门”，是“花瓶摆设”。各级政协委员虽然可以畅所欲言，但属于“白说谁不说，说了也白说，不说白不说”。由此下结论：中国不存在真正的民主。持这样观点的人其实是对中国协商民主制度的历史、架构、作用缺乏真正的了解。 　　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又将召开，“两会”历来被视为观察中国民主的窗口。笔者多年跑全国政协报道，借采访心得和实例谈一谈人民政协是如何通过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通过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从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 　　一、多元渠道聆听多元声音 　　当“协商民主”在西方还只是一个政治概念时，半个多世纪前它已在中国扎根，并成为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有事商量着办”――这一中国人对协商民主的通俗说法，被赋予了新的深意。 　　2015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中，列出七种协商民主渠道的新提法，包括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和社会组织协商。其中“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在协商民主方面有深厚的历史传统、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完整的组织体系。 　　以全国政协为例，在协商形式上，有全体会议、常委会议、主席会议、专门委员会会议、专题协商会，以及提案、视察、调研、反映社情民意等多种渠道形式。全国政协以下各级政协组织则在履行政协职能时，保障了委员的话语权。 　　政协委员们的声音能够通过各种渠道被决策层和决策机构听到。从大会发言、常委会会议、双周协商，到小组讨论、提案建议、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及提案办理协商，协商民主的方式这几年更加丰富和具有新意。 　　尤其是自2013年10月，人民政协重启曾因“文革”中断的双周协商座谈会后，“双周协商”成为政协协商民主经常性平台和重要品牌。 　　座谈会一般采取“圆桌会议”的形式，每场都由俞正声主席亲自主持，邀请相关主题的全国政协委员、专家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并讨论。许多参加过双周协商座谈会的政协委员对笔者说，在双周协商会上发言不受限制，交流真诚、民主、务实，更重要的是推动了很多重要事项的落实。 　　2014年，全国政协委员、篮球明星姚明将“建议把体育赛事审批改为备案”的意见，在全国政协举行的双周协商座谈会上提了出来，这个“小建议”直指体育圈灰色地带的“大问题”，引起与会的国务院有关部门重视。几个月后，姚明的建议被国家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采纳。 　　姚委员的例子只是一个缩影。在中国，协商民主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等渠道，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 　　委员们的声音还会被中国最高领导人听到。每年两会，中国最高领导层都会下到政协小组聆听委员们的发言。2015年，习近平等七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参加了很多政协界别小组的讨论，在与委员的交流互动中，领导人听意见、记笔记，畅谈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想法。 　　在中国，政协委员的产生方式与人大代表不同。人大代表通过选举产生，政协委员则是通过提名推荐协商产生。因此也有外界质疑，来自34个界别的政协委员是否只是自己集团的利益代言人？ 　　事实上，一直以来，从委员提交的提案和大会发言来看，委员们结合各自的研究专长，就行业发展和社会热点发表看法提出意见理所应当，纯粹为自己利益代言的政协委员属于极个别现象。 　　笔者举几个简单例子即可说明。譬如，九三学社连续多年关注雾霾问题，这个界别里常年在山东工作的制药公司总经理宗立成委员最关心的就是北京的交通治理和燃放鞭炮管理；体育明星姚明委员多年呼吁反对象牙买卖；来自新疆的少数民族委员伊利苏娅关注的是老年人晚年生活保障的问题……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事实上，从诞生之日起，中国政协就充分体现了广泛的代表性和政治上的进步性。全国政协涵盖8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主要人民团体、56个民族、5大宗教、34个界，全国政协委员总计2200多名。不同党派、民族、宗教、派别、阶层的代表人士通过政协这个渠道充分表达意见。 　　从2001年起，全国政协连年邀请海外华侨列席政协大会。2008年前后，一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也相继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参政议政的舞台上。 　　近年来，政协会场的民主之风也越来越盛。笔者深深感觉到，无论是两会期间的小组讨论、联席会议、提案办理协商会，还是平常的双周协商会议，委员们都会坦陈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