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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改写可能性与不可能性研究 　　内容摘要：经典的形成是艰难的，经过时间磨砺的经典作品在当下变革中更是面临着新的释读。这种流变和作品被读的“个性原则”使经典在解读后的“改写”具有可能性；然而一些批评家因对经典的固定值认识不够，认为有些经典需要“解毒”，想要颠覆经典，又是不可能的。 　　关键词：经典 解读 改写 　　一.经典改写的可能性 　　中国早期象征派诗人王独清在《再谭诗》中说：“读者不要为读而读，须要为感觉而读。”“跟着感觉”成为现代人阅读作品的重要方式，读者知道作家在说什么，完全凭读者的“解读”。因此，人们对于经典的认识也是有分歧的，不同的时代认同不同的经典。“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的读者对同一本经典也有不一样的看法。 　　文学的经典性成为当下热门话题，不仅仅是由于经典自身的魅力，最主要的原因是从时下学者、批评家对经典的“解读”开始的，由于时代的需要，他们在时代的潮流中根据现实的土壤将经典转变为新的时尚品，并且追随者众多。在这种有轰动效应的影响召唤下，经典的“改写”便成为可能性。 　　“从某种意义上讲，经典不仅是提供指导的思想宝库和解决问题的工具，也是钳制思想与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①而如今，使用这种工具以书面语的形式出现并不适合当代环境。“当代文化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②当今社会是快节奏的工业社会，人们对文化的吸收大多受到感观刺激与个性体验的影响，而且思想的解放让人无法接受教化工具的钳制。海德格尔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世界图象时代。”③当下的电子传媒、电影、电视、电脑成为图像的输出口，各种时尚杂志、图画、影集也在冲击人们的感官中心。图像成为新的文化霸权并试图把此前的图像与语言的位置颠倒过来。 　　这无疑在冲击经典的权威地位，使经典面临着危机的症结，经典在整个文化格局下遭受挤压和抛离的厄运离不开消费心理的作用。“消费文化不仅直接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使整个现代化文化向享乐主义文化偏转。于是‘玩’和‘性’成为这种享乐主义的最后疆界”④，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弥散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寸空间，文学经典也走下被崇拜的神龛，成为大众满足消费欲望的对象。消费文化神不知鬼不觉地利用改造旧有意识形态文化产品的方式，获得市场利润。它按照自身内在逻辑与需求，消解经典。一方面，它利用经典的知名度，引起公众注意，达到大众意识形态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妥协，对文学经典进行翻泽、拼贴、改写，使经典不再庄严可贵，不再威严崇高，而是被赋予了嘻皮士风格。如：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张艺谋的《英雄》，琼瑶的《还珠格格》等，它们和主流意识形成某种默契，并不去触动经典的权威性，但通过对经典的“改写”，它们在消费上获得某张迅速升值的通行证，这样经典的改定与再生产比生产回报更高，由此更获得高额利润；另一方面，“改写”追求享乐性和刺激性，使那种只知其名不知其文的经典通俗化，再通过大众传媒的鼓吹，迅速被大众接纳、吸收，成为另一种文化经典。从鲁迅《故事新编》，吴晗《海瑞罢官》，魏明伦《潘金莲》，从《白话聊斋志异》到《大话西游》这些成功典例来看经典所负载的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意义，在新的时代往往因为改写而产生了强烈的思想震动和争鸣。 　　解读或改写能弥合高雅与通俗、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鸿沟，但文学经典改写大多数都在一种快餐文化的需求掩盖下，一味强调其通俗化，图像化和感官刺激性，而呈现昙花一现的狂欢，更有大量的极其诱人并值得享用的东西，在我们这个时代被冷落和篡改了，有些文化名著也被歪曲得面目全非，更有甚者，有的打着经典的名义，随意涂改，使经典变成庸俗不堪的文化垃圾。如《红字》被传成了偷情的三流小说；《百年孤独》成了畸形人与闹鬼房子的故事；《红楼梦》竟像鸳鸯蝴蝶派话本儿……这种粗俗的篡改和涂抹，严重的伤害了经典的“体面”。 　　二.经典“解毒”的不可能性 　　由于经典自身存在的社会意义、文化的局限性，出现了“为中国文学经典解毒”的现象。《三国》《水浒》等在阶级时代因反映“杀富济贫”“除暴安民”的思想而使这两部作品地位不断被提高。如今阶级斗争理论不再占据地位，学者惊呼中国文学经典有毒，声称《三国演义》“因为它所承载的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与健康的现代人文精神距离甚远，而且背道而驰，受它的影响太多，我们的精神就会更不健康”⑤。 　　王学泰、李新宇的《〈水浒传〉与〈三国演义〉批判》中，李新宇彻底否认了《三国演义》经典名著的地位。这一颠覆性的批判，在《南方周末》上比较大版面地作了报道后，便刮起了为“名著翻案”之风。新京报先后发表《凭什么批判〈三国〉〈水浒〉？》《批判不能离开文本：也谈解毒》《十年砍柴专访：〈水浒〉折射中国国民本质》等文章予以反驳，《江南时报》、新浪文化等报纸，学者、专家、网友也积极行使自己的话语权进行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