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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儒家人物品评审美特性影响 　　摘要：汉代儒家人物品评是儒家人物品评审美性特点的孕育成形阶段，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也是人物品评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直接促成了“世说新语时代”的出现，这种审美直感的品评方式经久不衰，对于当今的工作生活仍具有极大意义。 　　关键词：道德 儒家 人物品评 汉代 影响 　　人物品评，初称“人物”，后多被称为人物品评，通俗地理解，就是对人物进行评论，就是以人为着眼点，通过各种方式对人之各域或全幅进行观察、体悟与评价。又称人物品藻、人物品鉴。 　　儒家人物道德品评是以作家道德为标准，主要采取鉴赏的方法，即通过感受一个人的外在表现，如形体、语言、风度、举止以及个性、才能等等，来察觉其内在生命中之天道呈现，如此则品评主体与被品评的个人在观察过程中，形成的是一种审美观照的关系，这种品评方式“不是诉之理智的分析，而是诉之直观、想象和情感体验的。”[1]它强调感性、体验，品评者在“观”的活动中可以自由发挥自身的想象力，而创造出一个所谓的现实对象。综观人物品评的发展过程，汉代可以说是这一审美性特点的孕育成形阶段，其影响广泛而深远。 　　一、 审美性人物品评大量涌现 　　（一）承上启下的汉代儒家人物审美性品评 　　汉代人物品评根本上延承了先秦以来一直在深究的问题，即人的某种内在本性，但综观此阶段的人物品评，可发现它开始有意识地并进而非常明确地注重人所呈现的外在形貌仪表等，试图通过可见之形、可见之才，来发现内在的不可见之性，采取的原则方法也延承了先秦时期，主要为审美直感。汉代人物品评是基于社会伦理和政治上的实用需要而兴起，但审美直感本身具有无功利性内容，加上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使得汉代人物品评活动事实上超越了伦理政治的实用目的，而进入到了对人本身作为生命个体的显示状态的考察，萌生了关注人的生命状态、精神状态等的更纯粹的审美意识。联系先秦和魏晋，整体看来，汉代人物品评是人物品评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阶段，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汉代人物品评继承了先秦时期人物品评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即通过观人之言行等外在显现，察人之内在心志心态，例如通过眼神来观人这一点。《孟子?离娄上》中孟子直接把人眼睛的明暗与人品行的正邪直接对应起来，作为观察一个人的重要方法：“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焉；胸中不正，刚眸子?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哉！”，对此，《人物志?九征》中写道：“夫色见于貌，所谓征神。征神见貌，则情发于目。……五常既备，五精外章，是以目彩五晖之光也。”，可见汉代品人方法与先秦时有明显的一路相承。到《世说新语》时代，用此法观人的记载更是不胜枚举，如《世说新语?巧艺》篇有“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睛。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蚩’，本无关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由此例可见，《世说新语》与《人物志》也是直接相承，实为渊流，而我们现在也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可知人物品评方法影响之深远。 　　此外，魏晋人物品藻注重人物的“任诞”个性等，在汉末也有可见。如《后汉书?朱景王杜马刘傅坚马列传第十二》中记马武：“武为人嗜酒，阔达敢言，时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长，无所避忌。”再如张升“少好学，多关览，而任情不羁。其意相合者，则倾身交给，不问穷贱；如乖其志好者，虽王公大人，终不屈从。”[2]，可以说，汉代人物品评成为“以礼束情”到“任情废礼”的一大转变，为“世说新语时代”的出现做了铺垫。 　　（二）汉代人物品评的发展促成了人物品评活动的一个重要转折 　　到东汉，察举和征辟制度本身没有专职的选官人员等缺陷，使其渐成了世家大族互相吹捧、弄虚作假的工具，而诸多士人也因品评与自己的切身利益过于的紧密，而不惜伤身害性、矫揉造作，或巧行欺诈，钓取美名，渐渐成为声名的奴隶，社会上出现了品藻乖滥、名实颠倒的状况，再加上“党锢之祸”，和抨击现实的清议之风，人物品评便渐从崇尚道德节操（其实是崇尚道德节操的形式）变为崇尚才干、刚勇，即“唯才是举”。当然，这一标准，仍是依附于汉魏之际国家分裂，各豪强互相攻杀的政治需要，但它使德、才得以分离，动乱中的士人因此而能够冲破儒家思想束缚，得以施展个体才能智慧，纵任个性，从正面促进了魏晋思想解放、士人注重追求精神自由的发展。 　　到正始时期，曹魏集团失去曹操时代的积极进取，趋于奢侈享乐，人物品评活动被用于标榜门第，标榜其精神上的清静自守；另一方面，一些士人为远离政治斗争也转向追求一种超脱自由的人生境界，于是，人物品评渐渐失去了它对社会政治生活的重大意义和作用，但其内在的体悟人之生命气象、感悟人之为人的本身的、超功利的审美成分则是为潜流，使得人们顺此而把对人物品评的目光从政治伦理需要转向对人个性、智慧、才能、风神的重视，同时追求一种超脱物用，洞察一切，达到与道冥和、精神自由的神明境界，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