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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研究“碎片化”中西比较 　　[摘 要]历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引起了史学界的关注，什么样的历史研究属于“碎片化“现象，其定义和产生的时代背景是什么，在中国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应该如何看待近现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现象，这些都是值得深化和探究的问题。本文通过对“碎片化”问题的中西方比较来从中找出其根源，进而才能正确看待史学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 　　[关键词]史学研究；碎片化；中西比较 　　随着史学研究的进步，中西方文化交流愈加的频繁，受西方文化和思潮的影响，中国近代史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繁荣的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颇具争议的问题和现象。其中，所谓的“破碎化”问题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更加备受关注，因此，当下之际我们更该关注的是如何用清醒的头脑去理解和看待该问题，从而为史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使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能够走在一条科学并且有力的发展道路之上。 　　一、“碎片化”问题的缘起 　　“碎片化”的概念，最早是1987年由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多斯在其成名作《碎片化的历史学》中引入的。多斯是法国巴黎第十二大学教授，《空间与时间》杂志的创建人。主要从事思想史、结构主义史、年鉴学派发展史等方向的研究。其主要著作包括《结构主义史》（1991―1992）、《意义的帝国：人文科学的人文化》（1995年）、《保罗利科：一场人生的意义》（1997年，2001年再版）等。在其作《碎片化的历史学》中，并没有对自己使用的“破碎化”一词作出明确的界定，但对年鉴学派及其“新史学”作了尖锐的抨击，指责其第三代领导人背弃了先辈注重总体史的传统，而使自己的历史研究归趋“碎片化”，并预言“新史学”的危机与终归瓦解。多斯的指向不单是对年鉴学派与法国，实际上也切中了整个西方历史学界的时弊，具有世界性的意义。 　　所谓“碎片化”一词，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界定和明确的概念，但从字面可理解即是指原本完整的东西破碎成零散的块状成了诸多碎片，不再是一个整体。是一种零散、不完整、断裂的取向。在历史研究中即指细部历史越来越清晰，而整体的历史越来越混沌，研究领域愈发狭窄。郑师渠先生曾在《近代史研究中所谓“破碎化”问题之我见》一文中指出，在语义上，“碎片”是指整体瓦解的结果。但在实际生活中，“碎片化”的语义可有两层理解：一层是指将物体打破，使之化为碎片；二是指先将物体打碎，使之成为待铸新体必需的材料或过程。前者是消极的，而后者是积极的。二战以后，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尤其是语言学的转向，对历史学产生了有力的冲击。与此同时，中国内部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全面实施阶段，中外交流日益频繁，人们的思想日趋多元化，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之下，人们觉得自己活在一个充满“破碎化”的环境当中。然而，史学研究也不例外受到冲击，“破碎化”问题的产生也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二、史学研究“破碎化”的中西特点 　　虽然“碎片化”一词最初是由西方传入的，但是在史学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上中西方秉持着不同的观点和取向。从对该问题的对比中，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和透彻的了解“碎片化”对于今天历史研究乃至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以下从三个方面进行阐释： 　　（一）对“碎片化”含义理解不同 　　多斯在其书中，虽然并未对自己使用的“破碎化”一词作出明确的界定，但从他的语言和文字中是指消极的层面取向。多斯指出：年鉴学派深受米歇尔?福柯理论的影响，福柯主张“历史学必须放弃宏观综合，改为关注零碎的知识”，不应再描述历史的演变、进步与连续性，只须“发掘众多不连贯的瞬间”。多斯反对因果关系的研究，完全“断绝了追求整体现实和再现全面性的可能”。在多斯看来，任何放弃论文总体性目标的历史研究，就必然导致“碎片化”。这也代表了西方对待“破碎化”问题的最终看法。他们对于“碎片化”一词本身的理解就是具有贬义性、具有破坏性、认为这是一种消极的治史态度。 　　然而，对于中国的“碎片化”研究，却有着积极的一层语义。20世纪初，近代中国“新史学”的兴起，梁启超等人就批评中国传统史学不足。从历史上看，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和研究，正是经历着不断的“碎片化”与不断的“总体化”来构成统一的历史发展过程。新史学的兴起，也说明了当时中国史界努力追求在新的基础上，实现“碎片化”与综合化相统一的积极取向。在中国的近现代史研究中，对于出现的“破碎化”问题，更多的是看作一种暂时或是短暂的新生的力量和现象，我们始终相信，历史的发展永远是建立在对过去研究的基础之上。随着时代的飞跃前进，难免不以微观研究作基础，因此，不以微观研究作基础的所谓总体宏观把握，也是很难深入的。 　　因此，从以上中西两方比较中，我们能够区分两种不同的“碎片化”含义：一是西方“碎片化”理解的消极层面取向，认为放弃总体史导致了“碎片化”；二是我们理解的“碎片化”的积极层面取向，认为坚持总体史，但在新旧更替之际，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