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戏剧式悲壮到平淡化苍凉.docVIP

从戏剧式悲壮到平淡化苍凉 　　摘要：在张爱玲对自己早期小说《金锁记》的改编过程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张爱玲小说创作风格的转变，《怨女》虽然沿用了《金锁记》的故事主线，但是无论其叙事风格还是主题表达都与《金锁记》截然不同，本文主要以《金锁记》到《怨女》的改编为例，分析作者从早期对戏剧化传奇效果的追求到后期着力描写凡俗人生中的心酸无奈的转变过程，并浅析这种转变的成因。 　　关键词：张爱玲，《金锁记》，戏剧化，《怨女》，平淡自然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8-0000-02 　　《金锁记》曾经让张爱玲饱受盛誉，无数学者将它视为“经典”，夏志清先生甚至将它奉为 “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①，然而张爱玲却将这样一部作品重新改写，从中可以想见张爱玲对自己作品的重新审视和思考，值得玩味的是傅雷曾化名迅雨发表《论张爱玲的文章》，其中虽然给予了《金锁记》很高的评价但同时也指出“外表的美永远比内在的美容易发见”②认为张爱玲过于重视小说的表达技巧，忽略了对人物性格的塑造，心理的把握，“华彩胜于骨干”。对于如此评价年轻气盛的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也给予了尖锐的回击。然而当我们纵观张爱玲小说时却不难发现，张爱玲的小说的确是一步步由“传奇”叙事转向书写平凡人生。 　　从《金锁记》到《怨女》的改编，可以看到作者对戏剧化倾向的抛弃。威廉?阿契尔认为“一个剧本，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总是命运或环境的一次急连发展的激变，而一个戏剧场面，又是明显地推进着整个根本事件向前发展的那个总的激变内部的一次激变。我们称戏剧是一种激变的艺术，就像小说是一种渐变的艺术一样。正是这种发展进程的缓慢性，使一部典型的小说有别于一个典型的剧本。” ③《金锁记》中紧凑的情节，矛盾冲突，人物尖锐性格在《怨女》中都开始变得和缓。似乎人物走下了充满戏剧冲突的舞台，走进了生活，在诡异的“月光”下被映照的妖魔化的面孔在“日光”的下显出了她真实的面目――苍白扭曲却痛苦无奈。 　　一、对人物形象的重塑 　　张爱玲在《金锁记》中多用“突转”与“骤变”的方式处理人物与事件关系，侧重对一个个冲突片段的截取，人物性格也更加的决绝和极端。关节人物的行动推动情节走向高潮。而《怨女》中无论是人物性格的塑造还是情节的铺陈和发展都是循序渐进，有头有尾的。在对关键人物的性格和人物关系的改写中自然可以体味到戏剧化倾向的淡化。 　　1、亲子关系的改写 　　曹七巧这一人物可以说是《金锁记》的灵魂，她由于金钱原因被自己的哥哥出卖，也由于金钱的原因拒绝爱的可能。这样的行为似乎只能用疯狂来形容，无法用理智来解释。童世舫顺着“一级一级的阶梯”在“没有光的所在”看到的正是这样的一个“疯子”。诚如张爱玲自己所说“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 　　七巧也只能是一个特例，《怨女》中的银娣并不是一个被金钱欲望摧残的变态的人。她不过是一个被命运作弄和摆布的普通人，张爱玲在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不得不将曹七巧的女儿长安这一人物删除。正如夏志清先生所说：“七巧和女儿长安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冲突，最能显出《金锁记》的悲剧力量”。④李贞元认为，从小说的角度讲，“《怨女》删掉女主角女儿的悲剧，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那样可能显得女主角过于刻薄残忍了，使人产生近乎渲染的故事感”⑤同时从戏剧性的角度思考，这一改编也大大削弱了小说的戏剧张力。 　　作者在删除这一情节线索的同时也修正了作品中的母子关系，《金锁记》里曹七巧将无法释放的情欲转嫁到自己儿子的身上，打探儿子与儿媳之间的私密事件，并以此为“利器”对儿媳展开攻击，导致其最终的悲剧结局。而《怨女》中银娣对儿媳的厌恶却主要是因为“她”长的太丑给银娣丢了面子。新媳妇怯生生的在楼梯口剥莲子的身影和三十年前银娣的身影合二为一。痛苦以这样的方式得到发泄，扭曲的心理重归平衡。 　　2、情爱关系的改写 　　除了母子关系的改写，七巧和银娣的不同更体现在对爱情的态度上，七巧最大的特点是欲望得不到纾解。由于渴望情爱而不得，转向对金钱的疯狂追求。她对季泽的渴望更多的是身体的，情欲的。一个健康的身体的诱惑。当姜季泽重新回头来找七巧的时候，她审慎的，睿智的可怕，从蛛丝马迹中立刻发现了破绽戳穿了季泽的阴谋，这样的决绝。而《怨女》中银娣曾经在刮着西北风的冬夜为三爷唱过“十二月花名”。这一改写让人物之间的关系有赤裸裸的欲回归到情上。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曾经说过：“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乏人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⑥张爱玲对《金锁记》人物形象的改写印证了自己的审美取向。相对于七巧的狠绝，银娣无疑是更复杂的，更生活化的。 　　二、小说结构的改变 　　《金锁记》一开篇便写到三十年前的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