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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接受美学视角看奥斯卡·王尔德 　　摘要：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rnest是奥斯卡王尔德最成功、最出色的剧本。迄今为止，已出现了多种中文译本。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要数张南峰的译本与余光中的译本。本文将从接受美学的视角来探讨比较张南峰与余光中的译本，以期给复译该剧本的译者提供参照。 　　关键词：剧本；中文译本；接受美学；复译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1-0000-02 　　奥斯卡王尔德在戏剧方面颇有成就，共写了七部戏剧。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rnest 是奥斯卡王尔德的最成功、最出色的剧本，令人回味无穷。该剧情节曲径通幽，构思精巧，层次分明；语言诙谐简练，对话幽默精彩；人物刻画栩栩如生。该剧的中文译本有多种，而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张南峰译本与余光中译本。目前国内对于戏剧的翻译研究的关注十分有限，研究成果更是捉襟见肘。本文将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对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rnest的张南峰与余光中两种译本的剧名、人名以及剧本语言三个层面进行比较，以期对后来的译者的复译提供参照。 　　接受理论，又称接受美学，系以汉斯罗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uss）和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为代表的联邦德国康斯坦茨学派所创。接受理论20世纪70年代兴于联邦德国，逐步发展为德国的重要文艺流派。气候十年，接受理论异军突起，其影响波及欧洲诸国及美国大陆，并与美国大陆的读者反应批评合流。该理论以现象学和阐释学原理为依据，关注读者和文本在整个文学接受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根据接受理论，读者是文本接受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根据接受理论，读者是文本接受历史的决定性因素和能动的主题。读者的先在理解或期待视野和审美能力直接影响文本的理解和接受。不过，读者的主体性作用不能脱离历史的规定性，始终以文本为前提。文本通过其本身存在的诸多未定性和空白，召唤读者的合作，从而实现读者与文本之间的交流。（胡开宝，胡世荣，2006） 　　一、从接受美学的视角看剧名的翻译 　　一部成功的戏剧首先在于拥有一个吸引人的剧名。对于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rnest 这一戏剧剧名的翻译张南峰与余光中这两位译者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张南峰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将其译成《认真为上》；而余光中则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将其译为《不可儿戏》，带有明显的中国文化的色彩。根据接受美学理论，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采用、翻译语言的斟酌，都要以隐含读者的期待视野为中心，以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刘凤梅，2005）。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一定要考虑目的语读者的语言表达习惯、审美心理与阅读期待。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达到良好的翻译效果。本文作者认为，对于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rnest 这一戏剧剧名的翻译张南峰的译本要略逊于余光中译本。“不可儿戏”比“认真为上”要更加符合中国人的表达习惯与阅读心理，更能激起中国读者的阅读戏剧文本以及观看戏剧的浓厚兴趣。余光中将该剧的剧名翻译成《不可儿戏》成为翻译该剧的一大亮点。 　　二、从接受美学的视角看人名的翻译 　　余光中与张南峰在人名翻译这个问题上的处理选择的策略不同。余光中主要采用归化译法，根据英文读音，给每个剧中角色都取了一个非常中国化的名字。具体来说，例如，主角杰克原名Ernest， 和 earnest （认真）双关，就采用谐音“任真”，全名/华任真；“梁勉仁”影射“两面人”；家庭教师劳小姐原文为“Miss Prism”，余光中就取其音近prim （古板 ），改为“劳”，暗寓“牢守西西丽”的意思。女主角 Gwendolen被赋予一个很中国式的名字关多琳；男仆Lane，被称为“老林”；管家Merriman，就译为老梅；伯爵夫人 Lady Bracknel，根据译音巴拉克诺夫人，就称作巴夫人；牧师 Chasuble，译为蔡牧师，如此译名拉近了观众与剧中人物的距离。张南峰则基本上采取异化译法，即音译，如男仆Lane，译为“勒天”；伯爵夫人Lady Bracknell，译为“费芬斯夫人”；家庭教师 Miss Prism，译为“肖布露紫”而管家Merriman，根据名字的含义译为“开辛老”；牧师 Chasuble，根据谐音译为“舍布德牧师”，其实跟人物特点没什么联系。因此余译对人名的处理从舞台表演效果上来说要更胜一筹。 　　三、从接受美学的视角看剧本语言的翻译 　　英国翻译理论家彼得纽马克认为：基于剧本的最终目标是搬上舞台，因此戏剧翻译应保持语言简洁、台词口语化、适合在舞台上表演或朗诵；同时，译文还要符合目的与观众的接受心理和文化习惯，既不能对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