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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艾滋病歧视“社会墙”形成及消除 　　【摘要】因艾滋病具有高致死率、多传染途径及不可治愈的特征，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病态性歧视已然形成了“社会墙”。这堵墙不仅阻隔了艾滋病感染者同其他社会成员的正常交往，也严重限制了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开展。因此增加社会参与、规范媒体报道，转变社会观念、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以及帮助艾滋病感染者转变观念都是破除艾滋病歧视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社会墙 艾滋病歧视 社会公众 　　【中图分类号】C913.8 【文献标识码】A 　　随着“社会墙”这一社会学概念逐渐走进公众视野，一场由信任危机引发的社会反思运动也开始波及到公共领域的方方面面。“社会墙”，顾名思义，是指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因缺乏信任、互相猜疑而出现了隔阂，这种隔阂被形象地比喻成一堵“墙”，一堵将不同社会成员的信任和交流都隔断了的墙。艾滋病歧视就是这样一堵无形的“社会墙”，将我国数十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这一特殊群体阻隔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之外。 　　正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所指出的，“要推倒一堵钢筋水泥墙需要的是简单的体力，但要推倒一堵社会墙则要困难得多。”①社会墙的存在通常意味着社会资源的缺失，公共政策制定的不公平以及利益表达渠道的不畅通。艾滋病歧视社会墙当然也包含这些社会管理问题，但若想真正破除艾滋病歧视的社会墙，还需要结合艾滋病歧视现状以及我国艾滋病防治活动的情况，从而采取更全面有效的措施。 　　艾滋病歧视“社会墙”之现状 　　艾滋病歧视的问题随着艾滋病感染者数量的逐年攀升也日益严重。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报告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14年2月28日，全国现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约为44.8万例，其流行形势依然严峻，防控工作有待继续加强。日益增长的感染数量也为艾滋病感染者带来更多的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歧视与羞辱。据2009年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所公布的《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歧视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在其咨询的2096名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受访者中，41.7%的受访者表示曾经历过至少一种艾滋病相关歧视，超过76%的受访者及其家人曾遭受到其他社会群体在医疗服务、就业等方面的多种歧视和言语暴力。 　　不仅如此，艾滋病感染者的自我歧视以及来自家人的歧视更是加剧了这一问题。截至目前，我国关于艾滋病歧视现状的调查数据并不多，除了上述的官方数据外，华龙网在2013年11月做的一项街头调查也可以作为参考。在受访的126人中，仍有40%的受访者对艾滋病感到畏惧，25%的受访者选择回避和远离艾滋病感染者。透过数据，我们不难看到艾滋病感染者在种种歧视下已经与社会公众分离开来，不仅是作为特殊群体与大众产生了隔阂，其自身也因为羞耻心理而拒绝进行社会交往，将自己困在“墙内”。 　　社会资源的紧缺与体制特点导致我国现行防治政策将艾滋病感染者牢牢固定在属地管理的范围内，这就为艾滋病感染者在医疗、就业方面造成了严重的经济负担，同时也为他们的隐私权保密形成隐忧。同时，相关法律政策的制定也存在不合理的情况，例如我国“以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指导方针明显是将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点放在了“防”上，基于此理念指导下的防治条例对于“反歧视”的规定也并未做出细化量化，很难切实保护到艾滋病感染者及其家属的合法权益。此外，缺乏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也加剧了艾滋病感染者对于社会、政府部门的不信任。 　　“我是病人，不是罪人”，一句话道出了这一群体的辛酸。尽管近年来反对歧视艾滋病的声音在逐渐增强，但是当反歧视工作从口头转向落实时，公众固有的思维仍发挥着巨大的力量，排斥着艾滋病患者融入社会生活的举动。2013年5月，广东省放宽了教师资格体检标准，将多种性病及艾滋病“不合格”的条款删除，此举在赢得赞誉的同时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很多学校为了让家长放心难免软性抵制，新规的执行力就大大打了折扣。类似的社会矛盾并不鲜见，随着艾滋病歧视“社会墙”的日益增高，单纯从艾滋病病理性分析问题或者从社会学角度切入研究都不能消除人们之间的冷漠与隔阂。要想破除这道社会墙，就必须从更多角度来思考其成因，进而探求解决方案。 　　艾滋病歧视形成“社会墙”的原因分析 　　社会公众对艾滋病防治活动参与度低。在日常生活中，社会公众作为个体在艾滋病防治活动中并不积极，而是单单依靠政府倡导“走过场”似的参与。曾有人就大学生群体的反歧视教育宣传活动效果做过调查，与丰富的宣传形式成反比，无论是讲座、观看教育片、亦或是发放传单，参与比例均低于50%，有的甚至不足20%。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国外反艾滋病歧视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却几乎毫无作为。客观地讲，这是因为中国的行政体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民间组织的发展，无法最大限度地发挥民间组织的渗透能力和主观能动性。 　　同时，因受限的有知而造成风险恐惧往往是导致歧视立场的主因。尽管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