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译作文化传真.docVIP

梁实秋译作文化传真 　　摘 要： 梁氏翻译融汇贯通了中西方人文主义追求人性、真理、规律之主旨，力求实现文化传真。本文从中西方人文主义出发，以莎士比亚剧作《奥赛罗》为例，分别从选材、语言、翻译策略三个方面，进一步阐述了梁实秋翻译思想的“真、善、美”。 　　关键词： 文化传真；翻译之美；真；善；美 　　一、引言 　　梁实秋可谓是中国翻译界研究莎士比亚剧作之权威。叶永烈曾这样评价梁实秋和他的莎士比亚译作：“这部巨著的独立译出，为他作为第一流的文学翻译家一锤定音，同时也显示出他的超人的毅力，埋头苦干的精神。他与海峡此岸的傅雷旗鼓相当，称为两岸译界两巨子。”（李萱华：106）自20世纪30年代起始，时经40年之久，梁氏孜孜不倦以其毕生之精力凭一己之力完成这项艰巨工程。他曾赠赋《金缕曲》予友人，读来感情真切自然：“如今称了平生志（指译莎）。却怨谁，相如消渴，难图一醉，只羡伯鸾岁月好，多少绮思堪记录。小院落，山妻料理。曳杖街头人不识，绿窗前营自家生计。富与贵，浮云耳。”表达了他愿为艺术乃今生之夙愿实现（译莎）倾尽毕生之力亦甘之如饴。莎士比亚译著的横空出世，不仅反映了“五四”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一次飞跃巨变，从文言到白话，从地道的汉语表达到带有欧化的语言形式的出现，梁实秋的翻译倾向以“文化传真”（孙致礼：41）为其翻译的目的，符合“五四”时期，胡适所要求的以原语文化为土壤，通过译者的剪裁和嫁接，以归化的方式，将异国文化重新植根于此，以达到文化对世人惊醒振聋发聩之效用。梁实秋深受儒释道的中国传统文化之影响，于此同时新人文主义思潮对梁实秋的翻译观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梁氏的翻译融汇贯通了中西方人文主义的追求人性、真理、规律之主旨，在视域上，西方阐释学与中国阐释学相融合，并与自身的翻译创作向结合，以“中正”“和谐”的翻译策略为基准，已达到形至整、文质胜的“文趣”之美以及人文主义所崇尚的“真、善、美”的“理趣”之美。 　　二、摹仿之美 　　摹仿之美是源于自然，高于自然，是西方人文主义衡量文艺与自然之准绳，也是梁实秋文学翻译选材之本质准则。梁实秋深受亚里士多德的“摹仿”理论的影响，提倡文学的本质旨在对于人性的摹仿。亚里士多德在他所创作的《诗学》和《修辞学》中明确的表示：“他是肯定我们所居住的世界是真实的，并且肯定艺术比现实世界更加的真实。艺术所摹仿的不仅仅是现实世界的外形，而是现实世界所具有的必然性和普遍性。而对于要揭示现象的本质和规律，要在个别人物事迹中见出必然性和普遍性，这正是“典型人物“最精微的意义所在。”（朱光潜：72）而按照事物或人物应该有的样子去描写，正是亚里士多德理想创作的方法，也是梁实秋所秉持的文艺核心，然而梁实秋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对于人性的摹仿论，既不能拘泥于简单机械的写实，也不是毫无节制非理性的主观感情的情感宣泄，而是不偏不倚有节制的真实的反映事物的本质特点。艺术家在此不仅仅是要摹仿自然，而是要像摹仿自然那样创造事物形象的表现方法，把事物的本质完美的呈现出来。正如亚里士多德对于人物刻画提出的“应该效仿好的画像家为榜样，把人物原型特点表现出来，一方面既逼真，一边面比原来更美”（朱光潜：77）。在此“美”即与梁实秋所倡导的人性摹仿论相吻合一致，而“美”的呈现则是需要艺术家通过自身的摹仿和创作实现。 　　莎士比亚剧作的创作时代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文艺的世俗化与对古典的继承都标志着这个时代的欧洲文化达到了希腊以后的第二个高峰”（朱光潜：152）。这反映了当时文化状况，古典文化与世俗文化的转接更替碰撞之时，带来了西方文化发展的继希腊古典主义发展以来的另一高峰。文艺复兴不仅仅标志意识形态的转变，更重要的是社会经济基础的转变，而其中“人道主义”，“人文主义”大行其道，成为标榜和衡量艺术创作的准绳。于此同时，“五四”时期的中国，中国传统文化和被开明人士介绍而来的西方文化发生了碰撞，西方文化不断的被翻译为中国人手边普通的读物，莎士比亚剧作下的人物性格鲜明，善恶分明，而他创作剧本的根本出发点就是从人性的角度。例如《奥赛罗》是意大利古典悲剧之一，而莎士比亚在对奥赛罗剧本行创作的时候是对它进行了改编和重新创作，“（一）动作在原文里较为迟缓，摩尔与德斯底蒙娜在威尼斯已安居多日，才有的阴谋，……（三）旗手之妻实参与其谋；（四）原文中有一妇人描绘手绢之绣花样，而莎士比亚剧中描绘花样之事则系交托娼妇毕安卡充任，且伊又拒绝描绘……。”（梁实秋：4）而莎士比亚对原作进行改编则是力图使戏剧的呈现更加富有戏剧性，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更加的突出，而一系列人性的碰撞，尤其是人性中的嫉妒作祟，最终导致悲剧的产生。由此可见，莎士比亚戏剧中对于人性的刻画以及崇尚“人文主义”思潮的文艺复兴时期与梁实秋的人性摹仿论和梁所处的五四时期的新旧文化更替时期有历史的相似之处，而这亦是梁氏选择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