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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与中华民族复兴密切相关 　　“国家”的概念不止一个，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都对“国家”有自己的界定和诠释。从古至今，当权者更喜欢自己给“国家”下定义，“朕即国家”是他们的共同逻辑。这里的“朕”是广义的，可以是君王、太后、总统委员长、党派等。 　　实际上，“国家”不复杂，有土地疆域、有人民、有管理机构、有主权的团体就叫“国”，通称“国家”。古今中外，地球上出现过的国家数量众多，至今没人做过精确统计，但国家的这些实质属性却大体是一致的。 　　“国家”一词的起源 　　就中国和欧洲来讲，构成国家的要素虽相近，但源头却有差别，发展的轨迹也不相同，这导致了各具特色的国家观念和爱国传统。 　　在中国古代，商朝有国家实体，甲骨文中也有了“国”这个字，左“口”右“戈”，意思是以武力守卫一个区域。到了周代，“国”就指诸侯的封地了，“家”则用来指大夫。韩、赵、魏三家分晋，“三家”就是指晋国的大夫赵襄子、魏桓子和韩康子。秦灭六国，建立统一的皇权专制国家后，“国”与“家”合为一个词，代表国的意思了。皇权专制国家，皇帝是中心，“国家”一词有时也指皇帝。如《晋书?陶侃传》：“国家年小，不出胸怀”。这里的“国家”，是指年幼的晋成帝。皇帝既然和国家密不可分，在中国古代，爱国主要就是指“守土、忠君、爱民”了。 　　在古希腊，国家最早指“城邦”。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指出：“国家是许多家庭和村落的联合体，它是为了达成完美的和自治的生活而组织的。”到了古罗马时期，国家指“共和国”，意思是由罗马城延伸到意大利，乃至整个外省的居民，有地域广大的意思。西塞罗在《共和国》中认为：“国家是许多社会团体，基于共同的权利意识和利益互享的观念而结合成功的组织体。” 　　中世纪的欧洲，邦国林立，国家被称为“王国”和“市民社会”。直到16世纪，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第一次广泛使用“国家”这个词，指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社会，国家才有了现代概念。16世纪后，“国家”这个词就在欧洲广泛流行开来。逐渐地，主权、领土、人口成为公认的国家三要素，今天仍持此标准。西方目前对国家概念的主流界定是“国家以维持秩序和安全以及增进公民的福利为主要目的?它拥有以武力作后盾的一整套法律制度来实现其目的?它在固定的地域内拥有主权?它行使权力限于这个地域内”。 　　从欧洲国家的起源和发展情况看，其“爱国”，忠君的意味就比较淡，守土、捍卫国家权利的意味更浓一些。在1688年“光荣革命”时期，“爱国者”指不惜通过反对国王或宫廷来捍卫国家权利的人。以后，“爱国”一词的意思发展为“对祖国忘我无私地服务”。 　　“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在中国 　　19世纪以来，民族国家成为世界潮流，无论是欧洲各国还是20世纪才成为民族国家的中国，“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爱国就必须爱本民族，为本民族利益服务。虽然一些思想家也强调：爱国绝对不能等同于本民族优越于其他民族。但总的说来，爱国主义的口号下总是飘扬着民族主义的旗帜。 　　在爱国主义的号召下，一战中欧洲列强彼此厮杀，各国民族主义炙手可热。这一风潮一直延续到“二战”，希特勒使日耳曼民族主义登峰造极。 　　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结合，本身是把双刃剑。这其中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别。侵略他国，欺凌其他民族，在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奉行“弱肉强食”就是非正义的。反对侵略，捍卫国家独立、民族平等就是正义的。近代中国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结合，是正义的结合。爱国与中华民族的复兴密切相关，中国梦就是中华民族的复兴梦。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主要原因是在国势衰微之际，有识之士为应对外来侵略、挽救民族危机而对本国民众的再造和重新整合。 　　至20世纪初，中国国民仍多重家族、宗族、乡党、地域而少有国族的概念，亡国在多数民众看来只是改朝换代，皇帝改姓换人而已。汉人仍可以像历史上一样，凭借先进的文化和经济同化“蛮夷”而恢复天下。 　　但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并不这样看，经过与西方半个多世纪的接触，他们很清楚西方在文化、经济和政治上都处于领先地位，如果现在亡国，就不可能再恢复天下，“江山四望，忍豆剖而付人”。他们自问：20世纪的中国还是中国的中国吗？抑或是俄国的中国？英国的中国？德国或法国的中国？美国与日本的中国？ 　　若要中国不亡，就必须唤起民众的现代民族意识，为此，有识之士直接借鉴、引进了欧洲学者的民族主义理论介绍给中国民众。1903年，梁启超撰文介绍了德国学者布伦奇理的民族理论。他指出，布氏认为民族是“民俗沿革所生之结果也”。民族有八个特征：相同的地域、血统、体貌、语言、文字、宗教、风俗、生计，“造成一特别之团体固有之性质，以传诸其子孙，是之谓民族”。 　　布伦奇理的民族理论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有着密切的联系，梁启超根据布氏理论重新构建中国的民族主义，为中华民族观念